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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西宁中院提出司法建议加强电信监管

一月 12th, 2020  |  审批

青海西宁中院提出司法建议加强电信监管来源:人民法院报发布时间:2011-06-09
01:05:00字号:小大打印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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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四家长您好!这是您孩子在校学习情况和我校评语,请下载激活查看;您好!这是第三次通知您,您有一份社会补助资金未领取,2016年9月22日截止,详询……这些都是诈骗,千万别信!”连日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集中开展防范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宣传活动,该院的法官们通过当面解说、庭审活动、基层走访等方式,提醒群众如何预防和应对这些电信诈骗。
多渠道宣传提高群众防骗能力
近年来,电信诈骗案件呈多发、高发态势,作案手法不断翻新,花样层出不穷,对群众的财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作为司法部门,我们将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打击电信诈骗犯罪、保障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该院副院长沈毅青说。
为进一步提高群众的反骗防骗能力,该院深入组织开展系列宣传活动。
“如果有人打电话来说您的医保卡出现异常,有疑问则回拨电话,这个时候一定不要回拨。”针对老年人防范意识低,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的特点,该院进社区、乡镇,重点加强对中老年人的宣传教育。法官以之前该院审理的邓某、龙某、刘某甲、刘某乙虚构医保卡异常诈骗等真实案例向他们深入剖析了电信诈骗本质和伎俩,提醒中老年人提高自身防骗能力。
此外,该院还将电信诈骗案例通过以案说法的形式在网站、微公号上发布,努力营造浓厚法治宣传氛围。
保持高压态势严惩电信诈骗
“从源头上预防减少群众被骗的同时,也要严厉打击电信诈骗行为。”泉州中院刑二庭庭长陈忠俊说。近三年,泉州法院配齐、配强审判力量,切实加大对各类虚假信息诈骗犯罪的打击力度,对电信诈骗犯罪起到了有力的震慑作用。
2014年4月间,男子胡某与梁某等人经预谋后,由梁某负责到网上购买银行卡,并将银行卡卡号提供给胡某,后由胡某等人冒充银行及公安机关工作人员给被害人拨打电话,以被害人信用卡透支消费,需要尽快还款等为由,诱骗被害人到ATM机上操作,并将钱转到胡某指定的由梁某所提供的银行卡账户上,再由胡某通知梁某到银行取款。其间,胡某等人采用上述手段骗取他人钱财计人民币94810元。
该院经过审理,认为胡某伙同他人通过拨打电话,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且诈骗数额接近数额巨大的标准,依法对胡某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的刑罚。
“我再也不敢了,本来觉得是小打小闹,没有想到后果这么严重。”案件宣判后,胡某后悔不已。
胡某谎称信用卡透支需尽快还款诈骗案只是该院审理的众多电信诈骗案件中的小小缩影。据统计,2013年1月至2016年8月,泉州法院一审共审结各类虚假信息诈骗案件1051件2027人,涉案金额合计2亿余元,共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232人,保持了打击虚假信息诈骗犯罪的高压态势。

针对电信诈骗案件呈多发、高发态势,对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特点,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采取措施严打电信诈骗犯罪,并于近日提出司法建议,要求有关电信公司加大监督力度。
2010年以来,西宁中院接到大量人民群众电话询问或来访,均称接到语音电话或自称是法院工作人员的电话,要求在指定期限内到法院领取传票或提供个人的相关信息,或向指定银行账号缴纳诉讼费用。2010年,仅西宁地区电信诈骗案件就骗取市民钱款560余万元,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对此,西宁中院通过刊发公告、发布公众信息等方式,提醒广大市民识破骗局谨防上当。针对电信诈骗犯罪活动日趋猖獗的情况,司法机关强势出击,不断加大打击力度,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电信诈骗的泛滥态势。
西宁中院根据目前掌握的电信诈骗犯罪活动存在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向中国电信青海分公司发出司法建议:及时研发和推出“防范诈骗语音提示平台”,以做防范电信诈骗违法犯罪的治标之策;加大电信服务器租用监管力度,合理规制所有民用非法透传通信线路、电话多重呼叫转接业务,规范完善对网络电话的管理,不断增强预警和防范社会风险的能力,切实从源头上铲除电信诈骗犯罪赖以生存的土壤和空间。与此同时,建议金融机构进一步规范银行发卡行为,严格落实账户实名制,尽快从技术上解决网银多级转账出现的问题。

(首发于2016年江苏刑法学年会)

摘要:近年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伴随着电信、金融、互联网等领域的迅猛发展,不仅技术手段不断提高,诈骗手法快速变化,而且受害群体不断扩大,涉案金额屡创新高,发案数量出现爆发式增长,已引发群众强烈反响,个别案件甚至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和威胁国家信息安全。但在相关部门打击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时遇到法律法规滞后,犯罪空间跨度大,重点行业漏洞多,犯罪分子专业化程度高等瓶颈问题。建议采取加快电信及相关行业立法、构建联合打击平台、密切国际和区域间司法合作、探索运用大数据技术、强化防范宣传和群防群治等方式,来打击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并遏其在我国的发展蔓延。

当前,以电信智能化、金融网络化为代表的“互联网+”浪潮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其中被犯罪分子利用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就是最为恶劣的一种。本文拟对当前我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基本情况、类别特点、打防难点等情况进行梳理剖析,并尝试提出应对思路和工作建议。

一、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基本情况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是指以电话、短信、网络诈骗为主要作案形式,利用通讯传播媒介和互联网为操作平台,伪装身份、编织谎言、虚构事件,采取言语欺诈、威胁恫吓等非暴力手段,以骗取和占有他人公私财物为目的的违法犯罪行为。

从发展上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上世纪90年代始发于我国台湾地区,因此又被称为“台湾式诈骗”,本世纪初传入我国大陆地区并迅速发展蔓延。初期表现为“隔岸放火”,即台湾籍犯罪分子在大陆设诈骗窝点诈骗台湾群众,或在台湾设诈骗窝点诈骗大陆群众;中后期表现为“邯郸学步”,即大陆犯罪分子通过模仿发展台湾诈骗手法,衍生出紧贴时代特色和具有地域特征诈骗手法,如广西宾阳“QQ”诈骗,广东电白“猜猜我是谁”诈骗,海南澹州“中奖”、“机票改签”诈骗,湖南双峰“PS照片”诈骗等。

从类型上看,电信网络诈骗从诞生之初的十余年,即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是以经典的“台湾式诈骗”为主,犯罪分子通过电话、短信、信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以预先支付保证金或税款为由,让受害人预先支付现金的方式实施诈骗,目前这种诈骗手法已基本被淘汰。2003-2005年因广东、福建两地“六合彩”赌博盛行,大量以提供“特码”的诈骗案件在社会上大行其道;2006-2008年主要以国家经济扶持、海关退税、股票内幕信息、低息贷款等为幌子实施诈骗;近年来,出现大量冒充公检法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诈骗的情况,在社会中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总的来说,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在我国出现、发展、泛滥的近二十年里,始终能够紧密贴社会热点问题和利用相关行业漏洞,针对不同群体量体裁衣,不断翻新出各式各样的诈骗形式。

从犯罪主体上看,我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主体主要分“台湾系”和“大陆系”两个大类。“台湾系”是以台湾人为头目和骨干组织大陆人员参与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其发案少、损失大,原因是犯罪分子诈骗手法老道,不仅将犯罪窝点设在境外以逃避打击,还通过购买受害人个人资料的方式实施精准作案,因此个案涉案金额大、成功率高,今年以来国内发生的多起千万元以上案件都为“台湾系”实施。“大陆系”是以大陆犯罪分子为主体的诈骗团伙,个案金额小,但发案数量大,其犯罪活动绝大多数在境内实施。值得注意的是,“大陆系”犯罪分子从业人员职业化、科技化水平不断提高,诈骗内容持续更新,骗局内在逻辑逐渐严密,大有全面赶超“台湾系”的趋势。

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危害和打防难点

当前,我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持续高发,增长幅度远高于其它同类型侵财案件,2011、2012、2013三年间发案数年均增长70%以上,分别为10万起、17万起、30万起。(《经济参考报》,2014年10月27日,《电信诈骗爆炸性增长
发案数量年均增七成以上》)。这些案件中有的群众“养老钱”、“救命钱”被骗,导致倾家荡产、跳楼自杀;有的企业资金被骗而破产倒闭,引发群体性事件;有的散布恐怖谣言、虚假信息,引发社会恐慌。今年1月,河南省周口市村民熊军志被犯罪分子以银行卡扣年费的名义骗走8000元后,在当地农业银行门口上吊自杀;8月以来,山东、广东等地连续发生徐玉玉案等3起学生遭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导致受害人猝死或自杀,这些案件都群众的强烈不满和社会的广泛关注。(新华社北京,2016年9月13日《如何扼住电信诈骗犯罪的“咽喉”》)更有甚者大量兜售详细标有工作单位、职务、姓名、电话号码的公民信息,其中不乏党政军部门领导、公安民警等重点敏感群体信息,这都给公民隐私和国家安全造成重大威胁。

对此,今年以来公安机关针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实施严厉打击,仅1-9月全国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7.7万起,查处违法犯罪人员4.3万名,同比上升2.3倍,打掉各类诈骗犯罪团伙6200余个,捣毁诈骗窝点6900余个,收缴赃款、赃物价值人民币23.4亿元,为群众避免损失47.5亿元(《人民日报》,2016年10月18日,《前9月全国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7.7万起》)。从已破获的案件中可以发现,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之所以在严厉打击之下任然能够多发、高发,是因为相关部门在治理过程中遇到以下难点:

(一)相关法律法规滞后,严重影响法律适用。一是相关立法滞后。电信网络诈骗虽然在我国发展近20年时间,但由于手段更新非常快,所以仍被定义为新型犯罪,如出卖本人银联借记卡、买卖支付机构账户、违规销售手机卡、上网卡等行为社会危害性虽然较大,但相关部门在打击时却缺少法律依据。二是亟需权威指导。由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伪基站”、“黑广播”、买卖公民个人信息等问题已列入罪名但未出台司法解释,很多地方公安、检察院、法院等部门对案件认定要求、电子证据的固定形式、案件管辖权等问题争议较大,容易产生推诿扯皮,急需权威性法律文件给予指导。三是缺乏司法协作。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涉及环节和地区较多,特别是经常涉及台湾地区和其它国家,不仅在相关案件的司法管辖、入罪标准、犯罪事实认定方面难以达成一致,在证据固定、赃款返还、嫌疑人遣返等司法实践中也颇为棘手,急需建立区域、国家间的司法协作关系。

(二)犯罪空间跨度巨大,跨国跨境成为常态。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是典型的远程非接触性犯罪,犯罪分子借助电信、互联网、网上银行等平台,可以轻松打破时空地域界限,将拨打诈骗电话窝点、网络诈骗平台窝点、地下钱庄窝点藏匿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通过异地遥控实现跨地区、跨国跨境的大范围大跨度犯罪,给公安机关的侦查、取证、抓捕等工作带来困难。2015年12月29日,贵州省都匀市经济开发区建设局的棚户区改造款和农民工工资1.17亿元人民币,被一境外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骗走。贵州警方破案后发现,该跨国犯罪团伙将诈骗话务窝点设在乌干达和印度尼西亚,通过国际透传线路、改号软件和远程操控等技术手段对境内群众实施诈骗,以逃避公安和电信部门打击和监管。而涉案的上亿元巨额赃款在经犯罪分子层层转账及转流后,最终在台湾被取走。(《贵阳晚报》,2016年4月24日,《贵州省公安厅昨日通报全国最大电信诈骗案侦破始末》)

(三)重点行业存在漏洞,犯罪分子借机利用。一是实名制落实不到位。部分银行、电信运营商执行实名制开卡、开户规定不到位,只做到了记名登记而非实名登记,大量银行卡、手机卡在随意匹配身份证后就通过各种渠道贩卖,多数被犯罪分子购买后用来实施诈骗活动。二是业务管理混乱。部分电信运营商开发使用的一号通、400等智能电话业务具有呼叫、接听转移、捆绑多个电话及隐藏主叫号码等功能,部分银行的手机银行、网上银行转账没有金额限制、次数限制和境外网上分解资金限制,犯罪分子利用这些功能就可以在异地、异国实施诈骗行为,并在数分钟将大笔赃款从境内划拨至境外银行账户。三是监管存在真空地带。一些不具备资质的企业非法生产销售窃听窃照器材、无线屏蔽器、“伪基点”、改号软件、后台操纵的虚拟交易软件等,但目前国家对这些行为的监管和打击力度较弱,部分行为因其表现形式随科技发展变化更新较快,对其监管尚属空白。

(四)犯罪手段快速更新,科技化专业性增强。一是手段更新快。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从最初的打电话、发短信,发展到网络改号、盗取QQ号、微信号作案,手段科技化、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在逃避监管部门打击处理的同时也使诈骗方式更具欺骗性。今年江苏扬中破获的“第三方支付平台诈骗案”中,犯罪分子在盗取受害人银行卡现金后,会发送名为“领取QQ币”的连接,一旦受害人点击就会发送相关病毒销毁受害人电脑数据。(《法润江苏》,2016年9月1日,《扬中“第三方支付平台为诈骗团伙洗钱案”侦破经验成全国样本》)二是技术更新快。近年来全国发生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犯罪分子使用网络短信群发系统、网关技术、虚拟网络拨号转接等技术进行改号诈骗的占到案件总数的90%。仅今年上半年,从境外打入大陆地区的改号诈骗电话数据就有近50亿条(《南方日报》,2015年10月16日,《网络改号占电话作案90%以上》)。三是从业人员专业性增强。一些地方出现了“诈骗培训学校”及“诈骗点子公司”,专门用于提高电信网络诈骗从业人员的专业化程度和技术水平。此外,一些电信企业、网络公司个别员工利欲熏心,向犯罪分子提供线路、网络、技术服务从中获利,甚至直接参与电信诈骗活动,使监管和打击难度进一步增大。

(五)犯罪组织公司化,犯罪活动产业化。目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无论是“家庭型”还是“集团型”犯罪团伙,普遍采用公司化的职能型管理模式,团伙内部都有严格的行为规范、完善的培训机制及薪资奖励制度。为逃避打击,诈骗犯罪团伙还将犯罪拆分为拨打电话窝点、网络平台提供商和地下钱庄3个相互独立犯罪主体,核心成员在单线联系的基础上实现远程遥控指挥。此外,以此类犯罪为核心的灰色产业链条也逐渐成形,一些人员或团伙专门从事贩卖公民个人信息、开办无记名银行卡、支付机构平台洗钱、POS机套现、提供通讯线路、开发网络改号平台、虚假交易软件、制作手机木马程序等活动。电信诈骗犯罪分子可以便捷地从互联网上搜索到作案所需的一切信息,并在电商平台以购买“服务”的形式完成部分犯罪活动的“专业外包”,降低了犯罪专业化门槛,提高了监管部门防范和打击难度。

五、防控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对策建议

(一)提供司法支持,解决法律适用难题。一是加快电信立法。立法部门和相关高校应在加强对电信网络犯罪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加快促进电信立法,统一案件定性和证据认定标准,完善案件管辖规定,简化赃款返还程序,规范电信、银行、互联网及软件开发公司的经营行为,明确其应承担的监管义务和社会责任。二是开展司法探索。在我国高层次、系统性的电信立法尚未完成之前,相关部门应积极进行司法实践探索,既可以解决燃眉之急,又能为电信立法打下实践基础。如公安部与人民银行联合建立了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与银监会共同出台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冻结资金返还若干规定》等都已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三是用好现有法规。在电信立法尚未完成之前,公安、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应严格执行《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关于办理网络犯罪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等条款,切实用足用好现有法律武器,解决司法环节中遇到的实际难题。

(二)提升打击能力,遏制犯罪蔓延势头。一是加快反诈骗中心建设。反诈骗中心作为集防范、打击、治理于一体的实战化运作平台,能够有效整合公安、银行、电信运营商等各方面资源和力量,统筹开展诈骗电话快速拦截、涉案资金快速止付、信息流资金流查询、案件串并研判、侦查组织指挥等工作,已在全国大部分省、直辖市试点运行并取得良好效果,下步应加快完善各省级反诈骗中心建设和市级反诈骗中心的推广。二是加强司法协作与协助。跨地区、跨国界实施犯罪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难点,对此我国应与相关国家和地区建立较为完善的区域间刑事司法协助和协作,在抓捕、审讯、移送境外犯罪嫌疑人、调查取证、情报通报等方面展开充分合作,共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三是强化专业力量建设。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及重点行业监管部门关应尽快组织培养一批擅长通讯、金融、互联网新技术,了解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规律,熟悉相关法律法规的复合型专业人才,确保在开展日常整治、专项治理或是协查办案时,都有专门力量队伍及时应对。

(三)强化源头治理,切断犯罪产业链条。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涉及多个链条,只有提升源头监管能力才能正本清源,事半功倍。一是加强电信监管。电信监管部门应要求运营商落实实名制登记制度、停止提供网络电话及虚拟显号服务,并相应承担一定的甄别和拦截义务。如今年4月起江苏省试运行的“诈骗电话智能全网拦截平台”,日均拦截诈骗及骚扰电话超过2万次,辅助监管部门关停违法和诈骗号码共9501个。(《人民网》,2016年10月20日,《江苏省诈骗电话智能全网拦截平台11月正式上线》)二是加强银行监管。金融监管部门要加强对商业银行、支付机构和银行卡清算机监管,规范开户行为,防止买卖银行卡行为,并建立银行账户和支付账户异常资金交易风险防控系统及涉嫌电信诈骗账户黑名单制度,如江苏公安厅、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共同出台的《企业账户网银交易风险管控工作规定》等文件,依法依规限制涉嫌电信诈骗银行卡的境内、境外使用功能,提高对异常交易的实时管控能力。三是打击灰色产业群。网络监管部门应督促互联网企业,强化网络安全防护措施,防止黑客通过技术手段实施攻击或窃取公民个人信息,并对搜索引擎、QQ群、微信群等网络空间实施清理整顿。

(四)运用大数据手段,保持主动进攻态势。“发展好自己是最大的安全,进攻是最好的防守”(孟建柱,2016年10月21,《科技创新在未来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讲座)。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子在利用电信、互联网、金融等平台实施诈骗的同时留下大量数据信息,相关部门应通过对海量数据的收集、整理、归类、分析、预测,从复杂的数据中找到规律,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实施打击、防范和预测。一是利用大数据进行精确打击。收集犯罪分子使用的电话号码、银行账号、IP地址等标本数据,与银行、网络和电信运营商提供的海量数据进行批量比对,通过反查检索和串并案件,提高打击工作效率和准确率。二是利用大数据进行智能防范。将犯罪分子的人像、指纹、DNA、音频、视频、犯罪特点等建立不同的犯罪数据模型,与银行、通信、网络数据进行实时比对,对比中电话号码、网站IP、银行账户等及时进行智能屏蔽封锁,从源头上防止群众受骗上当。三是利用大数据进行趋势预测。将最新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各类信息与历史案件信息进行比对分析、深度挖掘,发现违法犯罪的人群、区域、时间、对象等特点,分析犯罪规律和趋势,有针对性的开展相关打击和预防工作。

此外,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最根本的还是要提高群众防范意识和防范能力。应及时将新型诈骗作案的特点手法、防范策略梳理清楚,采用新闻、电视、电影、宣传片等喜闻乐见的方式广而告之,揭露犯罪分子的手法和伎俩,在提高群众防范意识和能力的同时营造打击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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