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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葡亰首页《中国的司法改革》白皮书解读

一月 24th, 2020  |  评论

2019年11月12日 ( 正文字号: 小 中 大 ) 文章标签:检察官 刑事诉讼法 [
导语 ]
司法的理性与正义的情感,是一对矛盾。二者究竟是什么关系,如何协调平衡?是司法人员不得不回答的问题。刘哲检察官的执业生涯新著作《你办的不是案子,而是别人的人生》,著名法学家陈兴良教授为之作序。谈论了司法的至高境界情感与当然属性–理性之间的关系。值得一阅。[
内容摘要 ]
以诉讼为主要内容的司法当然具有理性品格。然而,司法又渗透着情感,它不能也无力完全化解情感,只不过在一定程度上稀释情感而已。诉讼是将人们从情感导向理性的重要途径。[
内容 ]

正确把握认罪认罚从宽
保证严格公正高效司法来源:人民法院报发布时间:2019-10-24
09:27:10字号:小大打印本页

10月9日发表的《中国的司法改革》白皮书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向国内外介绍了中国司法改革的基本情况和主要成就。
1 防止冤错案 六项举措为防止冤错案提供了制度保障
中国的司法改革抓住容易发生执法问题的薄弱环节,突出人权保障,加强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为防止冤错案提供了制度保障。
一是严禁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实践证明,导致冤错案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是主要原因。中国修改刑事诉讼法,完善刑事证据制度,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明确采用刑讯逼供和其他非法手段搜集的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二是强化证人出庭作证。证人出庭作证对于提高庭审质量、有效减少冤错案有重要意义。为鼓励证人出庭作证,建立完善了证人保护制度,明确了证人保护的范围、规定了具体的保护措施、建立了证人出庭作证补助等制度。
三是保障并强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将犯罪嫌疑人委托辩护律师的时间由起诉阶段提前到侦查阶段,并充分保障了辩护律师的执业权利。扩大了法律援助的范围,将原来仅在审判阶段提供的法律援助,拓展到侦查、审查起诉阶段。
四是加强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规定检察机关对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搜集证据的,依法进行调查核实,提出纠正意见。实行在押人员约见检察官制度,进一步畅通发现冤错案的渠道。
五是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完善了拘留、逮捕后送押和讯问制度,侦查人员对被羁押人的讯问应当在看守所内进行。全面推行侦查讯问过程录音录像制度。看守所与住所检察室联网,对侦查讯问和监管活动进行实时、动态监督。完善在押人员投诉和调查机制,建立在押人员约见民警、看守所负责人制度,及时调查、处理在押人员投诉、控告。
六是加强司法活动的社会监督。进一步完善诉讼当事人、参与人的权利义务告知制度,深化司法公开,以公开促公正。通过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探索建立人民监督员制度,拓宽群众参与和监督司法活动的渠道。
2司法公开透明
人民法院将审判公开延伸到立案、庭审、执行、听证、文书、审务等各个方面
白皮书指出,面对社会矛盾多发、案件数量大、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的状况,中国司法机关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全面推进司法公开,让司法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在社会各界的有效监督下公开、公平、公正地行使。
扩大公开的事项和内容——白皮书显示,人民法院将审判公开延伸到立案、庭审、执行、听证、文书、审务等各个方面。人民检察院依法充分公开办案程序、复查案件工作规程、诉讼参与人在各诉讼阶段的权利和义务、法律监督结果。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将主要职责、执法依据、执法程序、执法结果及警务工作纪律等向社会广泛公开。
丰富公开的形式和载体——白皮书指出,司法公开从各部门分散发布,转变为统一的信息服务窗口集中发布。公开载体从传统的公示栏、报刊、宣传册等,拓展到网站、博客、微博客、即时通讯工具等网络新兴媒介。建立健全新闻发言人和新闻发布例会制度,及时发布司法信息。
强化公开的效果和保障——白皮书指出,加强裁判和检察、公安业务文书的说理和论证,邀请民众、专家参与公开听证、论证过程,开通民意沟通电子邮箱,设立全国统一的举报电话,建立部门负责人接待日,加强司法公开的人力物力保障,确保了司法公开的有序推进和良好效果。
随着社会的发展,公众对于司法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中国全面实行审判公开,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之外,其他案件的审理都向社会公众公开,允许旁听。
除此之外,为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还完善了以下制度。
一是健全司法公开制度。人民法院实行六项公开,将立案、庭审、执行、听证、文书、审务向社会公开。人民检察院实行检务公开,对不起诉案件、刑事申诉案件依法实行公开审查、公开听证、公开答复。公安机关实行警务公开,推出刑事案件立案和破案回告、消防事故责任公开认定、交通事故公开处理等制度。
二是建立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的新闻发言人制度,通过设立举报电话、设置沟通民意的信箱、公开服务窗口,通过公示栏、报刊、网站、微博等,及时通报重大信息,回应社会关切。
三是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拓宽人民陪审员的选任来源,增强人民陪审员的代表性。
四是探索建立人民监督员制度,依照监督程序对人民检察院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容易出现问题的立案、撤案、逮捕、不起诉等环节进行监督、评议。
3推进量刑规范化 明确量刑步骤,细分法定刑幅度,明确量刑情节的量化标准
白皮书指出,近年来,中国司法机关积极推进量刑规范化改革,建立案例指导制度,加强案件管理,有力促进了司法行为的规范化。
白皮书说,由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司法人员司法能力存在差异、地方保护主义观念尚未根除等原因,司法裁量权的行使不透明、司法行为不规范等现象依然存在。
白皮书指出,为了规范量刑活动,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和《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量刑步骤,细分法定刑幅度,明确量刑情节的量化标准。对于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依法提出量刑建议,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提出量刑意见。在法庭审理中,建立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对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证据进行调查、辩论。人民法院在刑事裁判文书中说明量刑理由。这些改革进一步规范了量刑裁判权,保障了量刑活动的公开与公正。
此外,白皮书还指出,近年来,中国司法机关选择法律适用问题比较典型的案例作为指导性案例予以发布,供各级司法人员处理类似案件时参照。案例指导制度促进了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规范行使,加强了法律适用的统一性。
4慎重适用死刑 判处死刑的案件逐步减少
白皮书介绍,自2007年死刑案件核准权统一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以来,中国死刑适用标准更加统一,判处死刑的案件逐步减少。
白皮书指出,中国保留死刑,但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中国刑法规定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并规定了严格的适用标准。2011年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取消了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占死刑罪名总数的19.1%,规定对审判时已年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一般不适用死刑,并建立死刑缓期执行限制减刑制度,为逐步减少死刑适用创造法律和制度条件。
白皮书强调,死刑直接关系到公民生命权的剥夺,适用死刑必须慎之又慎。从2007年开始,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案件的核准权。中国实行死刑第二审案件全部开庭审理,完善了死刑复核程序,加强死刑复核监督。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当讯问被告人,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见。死刑复核程序的改革,确保了办理死刑案件的质量。
5遏制刑讯逼供 司法人员在办案过程中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
完善侦查讯问制度是法治文明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强对侦查讯问的有效监督、依法保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白皮书指出,中国不断完善法律,防止和遏制个别司法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出现刑讯逼供等违法取证现象。
白皮书介绍,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司法人员在办案过程中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自愿性。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应当予以排除,并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程序。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发现有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的,都应当予以排除。
我国完善拘留、逮捕后送押和讯问制度。白皮书指出,拘留后应当立即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24小时。逮捕后应当立即将被逮捕人送看守所羁押;侦查人员对被羁押人的讯问应当在看守所内进行。结合司法机关执法信息化建设,在讯问、羁押、庭审、监管场所实行录音录像。全面推行侦查讯问过程录音录像制度,明确规定对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讯问过程必须进行录音录像;录音或者录像应当全程进行,保持完整性。
白皮书强调,中国司法机关依法采取有效措施,遏制和防范刑讯逼供,努力把司法领域的人权保障落到实处。
6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
2011年,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量为1116428件,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占一审普通程序案件的比例达到46.5%
白皮书指出,中国积极建立和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人民群众依法参与国家事务管理提供了重要保障。
白皮书说,2004年中国的立法机关颁布了《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拓宽人民陪审员的选任来源,从社会各阶层、各领域广泛选任,采用在名册中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参审案件的人民陪审员。人民陪审员除在合议庭中不得担任审判长外,同法官享有同等权力,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独立行使表决权。
7加强基层司法机构建设 全国现有人民法庭近万个,覆盖到绝大部分乡镇、街道
白皮书说,近年来,各地基层审判、检察、公安和司法行政机关大力加强基层人民法庭、检察室、公安派出所和司法所等派出机构建设,使司法服务更加贴近民众、便利民众。
在基层人民法庭建设方面,白皮书说,近年来,为方便当事人诉讼,各地基层人民法院对其派出的人民法庭进行了恢复、新建和调整,并推行人民法庭直接立案机制,简化立案程序。全国现有人民法庭近万个,覆盖到绝大部分乡镇、街道。同时,在边远乡村设立便民诉讼站、诉讼联系点并选聘诉讼联络员,在人口相对集中的地方设置巡回审判点,大力推行巡回收案、巡回办案,最大限度服务群众。
在基层检察室建设方面,各地基层人民检察院在一些中心乡镇设置检察室等派出机构,接收群众举报、控告、申诉,发现、受理职务犯罪案件线索,对诉讼中的违法问题依法进行法律监督,开展犯罪预防和法制宣传,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平安创建活动,监督并配合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截至目前,全国检察机关共有派驻检察室2758个,检察联络站、检察工作站等其他形式的机构9622个。
在基层公安派出所建设方面,公安机关以加强派出所建设为载体,深入推进城乡社区警务战略,全国现有派出所5万多个、警务室17万多个,实现了对乡镇和街道的全覆盖。警力分布和警务服务更加贴近基层、贴近公众,公安机关预防打击犯罪、驾驭社会治安局势、服务群众的能力明显提高。2006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立案的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伤害等八类严重暴力犯罪案件连续下降,2010年比2009年同比下降9%,2011年同比下降10%。
8保障辩护权 2006年至2011年,全国律师共为245万多件刑案提供辩护
为落实中国宪法规定的辩护权而建立的辩护制度,是中国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制度,体现了国家对生命、自由等人权的尊重。白皮书指出,近年来,中国改革和完善辩护制度,改变过去司法实践中“重打击、轻保护”的观念,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时获得辩护。
白皮书介绍,中国1979年制定的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人在法院审判阶段才有权委托辩护人。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就可以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案件侦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后有权委托辩护人。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进一步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期间要求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及时转达其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近亲属也可以代为委托辩护人。
白皮书介绍,2006年至2011年期间,全国律师共为2454222件刑事案件提供了辩护,比2001年至2005年期间增长了54.16%。
白皮书强调,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对于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保证案件公正处理至关重要。针对律师在会见、阅卷、调查取证等执业活动中存在的困难,近年来,中国修改完善法律,为律师依法执业提供法律保障。
白皮书介绍,2007年修订的律师法,对律师参与诉讼特别是刑事诉讼应当享有的权利进行了补充和强化。规定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除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外,不受法律追究。这些举措促进了律师辩护职能的有效行使。
白皮书介绍,及时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查阅案卷材料和调查取证,直接关系到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辩护职能的发挥。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规定,除极少数案件外,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即可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即可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案卷材料。辩护人有权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同时规定,辩护人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有权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人民检察院对申诉或者控告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
9降低诉讼成本
国家近年来加快改革和完善诉讼收费制度,大幅降低了当事人诉讼成本,显著缓解了诉讼难、请律师难等问题
白皮书指出,2006年,国家出台了《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等规定,在保障正常司法工作秩序、防止滥用诉权的同时,大幅降低了当事人诉讼成本,显著缓解了诉讼难、请律师难等问题。
在降低诉讼收费方面,明确限定诉讼费用交纳范围,人民法院只收取案件受理费、申请费。大幅调整财产、离婚、劳动争议等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案件的收费起点和比例、标准,实际收费大大减少。对行政赔偿案件等情形免收案件受理费。对行政案件不论是否涉及财产标的,一律按件收费。
在减免诉讼费用方面,当事人交纳诉讼费确有困难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救助,并明确了免交、减交、缓交诉讼费用的情形、程序和比例,保证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能够依法充分行使诉讼权利。
在规范律师收费方面,国家在扩大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律师收费范围的同时,对代理国家赔偿案件及各类诉讼案件的申诉等律师服务收费,继续实行政府指导价,并严格规范律师收费环节和程序,在促进律师业健康发展的同时,有效保障了当事人合法权益和国家利益。
此外,司法机关还普遍建立诉讼服务中心、业务受理接待中心,建立健全首问负责、服务承诺、办事公开、文明接待等制度;改进诉讼引导、查询咨询、诉前调解、举报受理等服务;利用信息技术,开通服务热线,探索推行网上预约立案、送达、庭审、查询等便民措施,为公众提供便利的诉讼环境。
10提高国家赔偿救助标准
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每日赔偿金从17.16元提高到162.65元
白皮书指出,近年来,国家刑事赔偿标准随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提高,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每日赔偿金额从1995年的17.16元人民币,上升到2012年的162.65元人民币。
白皮书指出,中国确立国家赔偿制度,对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给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的损害,国家依法予以赔偿。2010年修改的国家赔偿法健全了国家赔偿工作机构,畅通了赔偿请求渠道,扩大了赔偿范围,明确了举证责任,增加了精神损害赔偿,提高了赔偿标准,保障了赔偿金及时支付,进一步完善了行政赔偿、刑事赔偿和非刑事司法赔偿制度。2011年,各级法院审结行政赔偿案件、刑事赔偿案件、非刑事司法赔偿案件共计6786件;其中,审结刑事赔偿案件868件,赔偿金额3067万余元人民币,与2009年相比,分别增长16.04%、42.9%。
白皮书说,近年来,中国积极探索建立对刑事被害人的救助制度,对遭受犯罪行为侵害、无法及时获得有效赔偿、生活陷入困境,特别是因遭受严重暴力犯罪侵害,导致严重伤残甚至死亡的刑事被害人或其近亲属,由国家给予适当资助。各地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确定刑事被害人救助的具体标准和范围,并将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与落实法律援助、社会保障等相关制度相衔接,完善了刑事被害人权益保障体系。2009年至2011年,司法机关共向25996名刑事被害人发放救助金3.5亿余元人民币,提供法律援助11593件。
11完善司法鉴定机制 确立统一的司法鉴定管理体制,实行统一的登记管理制度
白皮书显示,截至2011年底,中国经审核登记的司法鉴定机构有5014家,司法鉴定人52812名。
白皮书说,改革前,中国的司法鉴定制度存在着立法不完善、管理不规范、标准不统一等现象。为解决这些问题,2005年中国的立法机关颁布实施《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确立统一的司法鉴定管理体制,实行统一的登记管理制度。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主管全国的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工作,省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负责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审核登记、名册编制和公告。
白皮书指出,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不再设立司法鉴定机构;侦查机关根据侦查工作需要设立的鉴定机构,不再面向社会接受委托从事司法鉴定服务。推行行政管理与行业协会自律管理相结合的管理机制,实施司法鉴定人依法独立执业制度,提高了鉴定的规范性和中立性。

作为一名司法人员,当然要有理性,司法的本质就是理性,即司法理性。报复是被害人的一种情感要求,而刑罚则应当是国家的一种正义化身。被害人总是希望恶有恶报,甚至对窃盗者斩手、杀人者斩首也会被认为是完全应该的。然而,司法要求在被害与加害之间取得某种平衡,这就是公正的应有之义。因此,如何在感情与理智之间拿捏得恰到好处,是十分困难的。

正确把握认罪认罚从宽 保证严格公正高效司法

澳门新葡亰首页 ,刘哲是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工作之余喜欢舞文弄墨,写点短文,积少成多,辑之为书。本书说是随笔集,不如说是随想录。

□ 最高人民法院大法官 胡云腾

本书的书名《你办的不是案子,而是别人的人生》正是来自作者的一篇文章,该文曾经在微信中流传。我在微信朋友圈见过这篇文章,但并没有打开。之所以不打开看内容,是因为只要看看这篇文章的题目,就意味深长,大体上知道文章所要表达的意思了。

大法官讲台

案子是自己的,而人生是别人的,案子和人生就这么神奇地联系在了一起。对于以办案为业的司法人员——包括检察官来说,由于每天都要与案子以及当事人打交道,尤其是关涉形形色色犯罪的刑事案件,已经习惯于面对社会黑暗面,因而见怪不怪了。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给予从宽处罚。这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的重大司法改革举措。2018年10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将这一改革举措转化为法律制度,并在刑事诉讼法第一章“任务和基本原则”中规定,体现了党和国家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高度重视。在中央政法委的直接部署和中央政法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4年来的试点运行和1年来的贯彻实施情况总体良好、成效显著。与此同时,除18个试点地区以外的大部分地区,在刑事诉讼法修改、生效以后才开始实施认罪认罚制度,办案人员既没有详备的程序制度可资遵循,也缺乏丰富的操作经验可供支撑。故在贯彻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偏差,在正确理解上出现了一些误区,突出表现在认识片面、经验不足和急于求成等方面。需要我们认真总结实践经验,不断深化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认识,以积极、稳妥、务实的态度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正确实施和健康发展。

然而,除了“多进宫”的惯犯、累犯,大多数案件当事人都是第一次面对司法程序,而司法程序是由司法人员推进并主导的。如果不考虑案件处理结果关系当事人的生杀予夺,关系当事人亲属的生离死别,那么,司法人员对于案件可能是冷漠的,公事公办的。如果司法人员在依法办案的同时,还能想到案子关系他人的人生,这对于一个具有长期办案经历的司法工作者来说,是极为难得的。

要点一

这次写序,我认真读了这篇文章,内容大体上没有超过我的预想,但还是从文章中读到、触摸到了作者的内心。

统一思想认识,全面把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丰富内涵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提及感情和理性、人性和信仰这么一些大词,而作为这些大词铺垫的却是一些办案的细枝末节。

正确实施一项法律制度,首在全面准确认识把握该项制度的全部内容和价值取向,这也是当前正确认识和实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最大的短板。笔者当年有幸参与了这项制度的起草和讨论过程,对此略知一二,故想先讲讲这个问题。

作为一名司法人员,当然要有理性,司法的本质就是理性,即司法理性。报复是被害人的一种情感要求,而刑罚则应当是国家的一种正义化身。被害人总是希望恶有恶报,甚至对窃盗者斩手、杀人者斩首也会被认为是完全应该的。然而,司法要求在被害与加害之间取得某种平衡,这就是公正的应有之义。因此,如何在感情与理智之间拿捏得恰到好处,是十分困难的。

一要深刻认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蕴含的“两个和解”精神

法国著名哲学家利科在北京大学曾经做过一个题为《公正与报复》的讲座,在这个讲座中,利科表达了一个深刻的观点:诉讼就是将人们从情感导向理性的重要途径。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通过对自愿认罪认罚的被追诉人给予程序和实体的双重从宽激励,一方面敦促被追诉人选择与办案机关合作,通过自愿认罪认罚而获得国家一定程度的宽恕即实现与国家和解。另一方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敦促被追诉人向被害人认罪并通过赔礼道歉、退赃退赔、赔偿被害人损失等方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或者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协议,从而获得被害人谅解即实现与被害人和解。因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的初衷,不是简单的权力转移或者是程序简化,而是化“对抗性司法”为“恢复性司法”,促使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而后与国家、被害人和解,从而达到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的目的。

利科指出:

二要深刻认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蕴含的“两个参与”要求

“在诉讼这个语言仪式终结时,公正之言能够得以发布、应该被说出来。一种语言的复杂游戏就在这个仪式框架中展开,并受制于保障诉讼得到公平的程序规则。这种游戏从根本上讲是系于原告与反方代表们的论据交流。为了现场调查,我们能够说,诉讼的原始功能是把冲突从暴力的水平移到语言和话语的水平。诉讼借助在可能论据基础上运用的一个分支,更准确地说,是一种超验的实际运用的分支,即整个过程立足于特定情况下对运用标准的有效性进行推断。”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参与型”司法制度。一方面,通过赋予被追诉人以认罪认罚为前提条件,获得程序适用选择权和与控方协商量刑权,促使被追诉人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对自己处罚的决定过程中来,并对处罚结果发表意见、贡献力量,从而改变了过去被追诉人只能被动参与诉讼程序和消极接受处罚结果的境遇。另一方面,确保了被害人也能有效参与到公诉机关代表国家指控被告人的程序中来。以往公诉案件中,对被告人的刑事惩罚被害人往往是作为旁观者。现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要求检察机关应当就对被追诉人的定罪、量刑以及程序适用等事项听取被害人意见,并将被追诉人是否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或者赔偿被害人损失,取得被害人谅解作为从宽处罚的重要考量。被追诉人没有赔礼道歉、退赃退赔、赔偿损失,未能与被害方达成调解或者和解协议的,从宽时予以区别对待,而且会直接影响到速裁程序的适用。

利科这段话比较晦涩,其实,他的意思是说,公正存在于诉讼之中,而诉讼将暴力转换为语言的对抗,从而实现从情感向理性的转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以诉讼为主要内容的司法当然具有理性品格。然而,司法又渗透着情感,它不能也无力完全化解情感,只不过在一定程度上稀释情感而已。

综上,刑事诉讼法将认罪认罚从宽确立为法律制度,从根本上改变了把刑事案件的当事人简单地作为刑事诉讼活动的消极主体或者旁观者的传统做法,赋予当事人对于刑事诉讼活动的参与权,让当事人成为刑事诉讼活动的积极主体,体现了国家基本法律对当事人诉讼权利和诉讼地位的尊重,增添了刑事诉讼活动的当事人主义色彩,彰显了刑事诉讼模式和定罪量刑结果由“国家独断型”向“协商决定型”的重大转变,可以视为我国诉讼理念和诉讼模式的重大创新。

法国另一位著名哲学家德里达曾经在北大做过一次关于死刑的讲演。

三要深刻认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内含的“两个节约”

在中国人的集体意识中,杀人者死几乎成为一条定律,对杀人者的极度痛恨情感转化为刑法规则。这是一个将情感凝聚为法律的极佳例证。然而,死刑的受刑者面对的是观演的受众。

确保国家司法资源高效使用,同时节约当事人的诉讼成本,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重大价值。近年来,公检法机关案多人少矛盾加剧,法院尤为突出,刑事诉讼证据裁判要求和证明标准越来越严,公正司法的成本越来越大。随着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犯罪手段越来越隐蔽,科技犯罪、共同犯罪案件、涉众型案件越来越多,侦查机关收集证据的难度越来越大。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通过认罪越早从宽越多的激励机制,引入阶梯式量刑减让机制,鼓励被追诉人尽早认罪认罚,既切实保障了供述的自愿性,增强了口供的证明力,也为其他证据的收集、案件的及时侦破奠定良好的基础。不仅如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施,还可以促进案件从侦查阶段就实现繁简分流,进而缩短了多数案件的办案周期,确保了司法资源的高效益使用。此外,被追诉人通过自愿选择认罪认罚,不仅实体处理上获得从宽处理,而且有权选择质证方式灵活的速裁和简易程序,切实减少了诉累。因此,不论是从国家机关的角度,还是从当事人的角度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都是一项显著节约刑事诉讼成本的制度。

对此,德里达指出:

四要深刻认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着力实现的“两个减少”

“我要以哀婉的方式将诸位引向或者说和我一起留在监狱及世界上所有拘留所的这个黎明时分、这个清晨,这个时候被判死刑者要么等着人们带来赦免的消息,要么被带向无数合法死刑机器的一种,这些机器都是在作为技术、治安技术、战争技术、军事技术及用以管理死刑的医学、外科、麻醉技术史的人性历史长河中由人类天才地发明出来的。这时几乎总有一个神父在场。(这些机器都)带着某种诸位所知的残酷、一种总是同一的残酷,不管怎么样,诸位知道残酷可以从最野蛮的屠杀到最变态的刑罚,从最血腥或最残忍的肉刑到最易被否认的、最变相的、最隐蔽的、最完美地机械化了的酷刑,其隐蔽性或者(对残酷的)否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别的,而是戏剧化、观演式、甚至是观淫癖机器装备上的一个部件。”

从矫正改造罪犯的角度而言,用最小的改造成本取得最优的改造效果,是犯罪改造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鼓励被追诉人自愿选择认罪认罚,实际上就是鼓励被追诉人正确面对自己的罪行,有勇气主动将自己交付国家处罚。这种真诚认罪悔罪的表现,也是被追诉人自我救赎、自我改造的起点。相对于罪犯被动接受惩罚而言,罪犯认罪认罚无疑会取得更好的改造效果,从而减少国家改造罪犯的成本。同时,被追诉人因为自愿认罪受到了国家的奖励,量刑上获得了从宽,减少了其本应承担的刑事责任,无疑会增强被追诉人自我改造的积极性和信心,将来还会获得更多的减刑、假释机会。因此,“两个减少”所产生的迭加改造效应,会大大减轻国家和罪犯家庭、个人的行刑负担,并能有效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健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各司其职,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的改革部署,更加契合现代犯罪治理规律。

在此,德里达站在一名死刑废除论者的立场上,表达了对死刑的种种厌恶情感。这种以情感对抗已经结晶化为规则的杀人者死的理性。中国有一句成语,这就是天人交战,也许司法领域就是情感与理智交战最甚的场所。

五要深刻认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着眼化解的“两个风险”

在《你办的不是案子,而是别人的人生》这篇文章中,作者提出了“带着情感去办案”的命题,认为这才能让人心服口服。

公正处理刑事案件,防范罪犯再次实施犯罪,预防潜在的犯罪人实施犯罪,不仅是适用刑罚的目的,也是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总体要求,更是防范化解社会重大风险,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通过激励机制促进被追诉人与国家和解、与被害人和解,实质性地修复了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能够有效化解罪犯再次犯罪或报复社会的风险;同时也会有效化解犯罪分子与被害人之间因矛盾没有化解而发生的相互侵害风险,并有助于减少刑事申诉信访现象,从而达到防范刑事案件处理所可能产生的“次生风险”,维护社会和谐和秩序稳定的目的。

这里的“人”,当然应当既指被告人又指被害人。这是很难的,或者说是办案的最高境界也不为过。其实,司法人员在“带着感情去办案”的同时,还要“带着理智去办案”。也许,平时我们的司法人员都已经习惯于“带着理智去办案”,因而作者提出“带着感情去办案”才显得有新意。可以说,站在不同的诉讼立场,感情和理智的去向是不同的。

总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一项于国、于民、于社会、于当事人都有实在利益的法律制度,体现了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价值多元、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我们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时,要认真权衡一下相关案件的处理效果是否实现了这些价值追求,是否体现了这项重大改革的目标导向。同时还要清醒地认识到,“徒法不能以自行,良法未必有善治”,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所有的价值追求,都只是一种可能性,要把诸多可能性变成现实性,需要我们通过严格公正高效的司法活动来实现、来检验。

其中,作为控方的公诉人,更多的感情是倾向于被害人的,然而不能由此而漠视被告人。站在辩方立场的律师,更多的感情是倾向于被告人的,然而也同样不能无视被害人。

要点二

至于法官,作为居中的司法裁判者,立场的中立性决定了要平等地面对被告人和被害人。我曾经接触过一些律师,他们是被告人的代理人,与其委托人具有共同利害关系,并且依法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这是正确的。

发挥制度优势,全面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贯彻落实

当然,我也看到个别律师对委托人的情感过于投入,几乎是将他人当作人格完美无瑕的好人,在一定程度上使履行辩护职能受到情感的支配,这当然是不可取的。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全面贯彻实施,贯穿侦查、起诉、审判乃至执行等诉讼过程或工作环节,需要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等多个部门积极参与和大力配合。只有在各级党委政法委的直接领导下,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优越性,才能取得党和人民满意的效果。就人民法院来说,应当在依法履行司法审判职责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大力支持其他部门开展认罪认罚从宽工作。要切实发挥司法审判最后一道防线的把关作用,落实分工负责、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基本原则,力争每个认罪认罚从宽案件都得到公正处理,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即使是在定罪和量刑两个环节,在定罪阶段应该舍弃大量生活细节,致力于案件事实与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的耦合,因而其定罪的抽象性决定了应当以理智为主。但在量刑阶段就应当将犯罪行为还原到一定的生活场景中去,充分观照各种具体因素对量刑的影响,因而要投放一定的情感。

一要严格依法履行实质审查职责

《你办的不是案子,而是别人的人生》只是本书的一篇文章,以它作为书名,足以表明作者对该文的重视程度,可以说是本书的主打文章。

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是中国特色的职权主义诉讼制度,不是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诉讼制度。我国的检察官和律师是司法人员和法律工作者,不是受政府、当事人雇佣到法庭上交锋的对手。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中国特色的有条件认罪宽恕制度,不是美国等西方国家“辩诉交易”的翻版或中国化。任何一种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辩诉交易混为一谈的观点都是不成立的。因此,人民法院审查认罪认罚案件,不得像美国法院那样搞“形式审查”,必须进行实质审查。况且,我国法院根本就没有美国法院所具有的对刑事案件的立案审查权、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拘捕决定权、对各种侦查、搜查措施和涉案财物控制、处置决定权等程序决定权,刑事被追诉人也没有沉默权、被讯问时律师在场权等诉讼权利,所以在案件起诉到法院之前,法院对其他办案机关如何办案的,如何开展认罪认罚的情况等一无所知,也无从发挥配合、制约作用。只有当案件移送到法院以后,法院才能对其他办案机关的办案情况进行事后的、书面的审查。即便是进行实质审查,效果也很有限。如果再流于形式审查,就无从发现审前程序存在的问题,审判程序的监督、把关作用就会失守,法院一定意义上就会成为橡皮图章或签字先生,对公正司法、保障人权必然有害无利。因此,法院对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审查,要切实履行司法审判职责,从证据采信、事实认定、定罪量刑、程序操作、各方参与和建议说理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实质的审查。

除了本文之外,书中还有大量给人以启迪的文章。

二要依法对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及认罪认罚具结书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实质审查

全书分为司法观、相对论、启示录三章。可以说,每一章都有绝妙好文。本书篇幅不大,书中的文章亦不长,阅读起来十分方便。刘哲作为一名检察官,在办案的同时,有所思,有所想,并将所思所想转化为文字,成为公共资源,这是令人敬佩的。

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正当性的基础要素,也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要点和难点。故《试点方案》和《试点办法》从三个维度进行程序设计规范,目的就是要保障认罪认罚的自愿性。一是规定侦查、检察机关应当依法履行告知、释明义务,确保被追诉人对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性质和法律后果的知悉权、权衡权和选择权;二是规定由辩护律师或者值班律师为被追诉人提供有效的法律帮助,确保被追诉人在获得有效法律帮助的前提下自觉自愿自主作出选择;三是专门在庭审程序中设置了审查自愿性的环节,切实把好最后一道关。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了上述规定,并将自愿性审查规定在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条第二款之中。必须强调指出,认罪认罚自愿性审查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效运行的关键程序节点,不是可有可无的虚设,法院要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切实履行相关职责。审查被告人的自愿性,要着重核实以下内容:被告人是否受到过暴力、威胁、引诱而违背自己的意愿认罪认罚;被告人认罪时的认知能力和精神状态是否正常;被告人是否理解认罪认罚的性质和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公安、检察机关是否履行了告知义务并听取了其意见;值班律师或者辩护人是否提供了有效的法律帮助或者辩护,是否参与了量刑协商,并在场见证认罪认罚具结书的签署;被告人供认的事实、检察机关指控的事实有无事实依据,等等。

本书即将出版,受作者之邀为本书作序,并向读者推荐本书。

此外,对于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案件,由于可以省略庭审质证环节,法院还要切实把好程序审查关,防止无辜者被定罪。实践中如果在自愿性审查环节中发生走过场、流于形式等不负责任做法,必须坚决纠正。

是为序。

三要依法审查量刑建议是否适当

本文作者:陈兴良

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提出的量刑建议,是处理此类案件最为重要的司法意见,既具有实体性又具有程序性,法院要把审查量刑建议作为重中之重。首先要明确,量刑建议是检察机关的建议权,本质上仍属于求刑权的范围,不是检察机关代为行使法院裁判权。但是它有别于非认罪认罚案件的量刑建议,它是控辩双方就量刑问题协商后达成的“合意”,体现了代表国家的检察机关基于被告人的认罪认罚在实体上作出量刑减让的一种承诺,承诺最重要的意义是被告人对认罪认罚后果能有合理的预期。因此,《试点办法》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对量刑建议的效力规定为除法定情形外,人民法院“一般应当”采纳,这里的“一般应当”体现了对“合意”的尊重,但不是“照单全收”。法院对认罪认罚案件的量刑建议以及协商过程仍要严格审查,发现量刑建议存在明显违反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违反类案同判和法律统一适用、悖离司法公正或者人民群众公平正义观念、违背一般司法认知等明显不当情形的,要告知人民检察院调整量刑建议并说明理由,检察机关不调整或者调整后的量刑建议,法院仍感到不适当的,应当依法作出公正判决。

本文来源:中国法律评论

四要认真审查认罪认罚和量刑协商过程是否合法、规范

责任编辑:贺舒宇,实习编辑:姬佩珩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际上把本属于在审判阶段才展开的实体权衡活动提前到了审前阶段,由于审前阶段存在透明度差、参与人少等弱项,所以更需要严格、规范的程序加以保障。且由于我国立法没有授予法院介入审前程序的规定,所以,案件到了法院以后,法院需要格外重视对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程序审查,防止程序失范影响实体公正,须把住认罪认罚案件的程序关口,确保程序公正。要审查当事人的各项诉讼权利是否得到保障,尤其是否获得了有效的法律帮助,是否有效参与了量刑建议的协商过程?办案机关有无欺骗、胁迫当事人违心接受量刑建议的程序违法行为,等等。法院一旦发现控辩协商过程违法并可能影响司法公正,要区别不同情形依法作出处理,需要提出纠正意见的要依法提出,需要转程序的要依法转程序,同样不允许出现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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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要正确对待检察机关提出的精准量刑建议问题

对于检察机关所提量刑建议是精准的,还是有幅度的,法律和司法解释都没有明确规定。所以在实践中检察机关无论是提精准量刑建议,还是提有幅度的量刑建议,都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至于是提精准量刑建议好还是提有幅度量刑建议好,这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析,应当是符合具体案件实际的才好,否则就是不好。就法院而言,应当鼓励检察机关把认罪量刑工作做实做细,提出精准量刑建议,这样就会减轻法官审查定罪量刑的负担。但是,实践中案件情况千差万别,有的案件,各种量刑情节都有,从重和从轻情节交织,一个合议庭合议量刑,有时还颇费思量。若强求一个集批捕、起诉权于一人的独办检察官在起诉时就提精准量刑建议,不仅勉为其难,而且权力过大,容易出问题。如果我是检察官,我就会在法官独任审判的案件中尽量提出精准量刑建议并建议法官直接采纳,因为这类案件情节往往比较简单,容易权衡;如果法院是组成合议庭审判的案件时,就最好提有幅度的量刑建议,供合议庭量刑时参考,因为这类案件往往事实情节较多,不宜权衡。有幅度的量刑建议既能体现对量刑的慎重,也能体现对合议庭的尊重。要知道一个检察官的判断能力,不可能超过一个合议庭的判断能力。实践中如果检察官对合议庭审理的案件提出的是精准量刑建议,我建议合议庭要对量刑建议格外认真审查,防止建议不周全。另外,提不提精准量刑建议,还有一个经验积累问题,在刚开始开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地方,尤其是检察官缺乏量刑建议经验的,应当少提慎提精准量刑建议,不宜强求数量;在积累一定经验以后,可以多提精准量刑建议。

要点三

明确认识弥合分歧,确保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健康发展

从理论界和实务界看,如何看待和实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还存在一些认识上的分歧和实务上的差别,这是正常的现象。同时,要把这么重大的制度实施好,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当前,首要问题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明确认识,防止顾此失彼,出现偏差。

一是办案机关要切实履行相互配合、制约职责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虽然改变了传统的刑事诉讼模式,确立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各司其职,侦查权、公诉权、审判权和辩护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新的刑事诉讼模式,实现了公诉权由检察机关乾纲独断型向检察机关与当事人、辩护律师协商分享型的转变,但这一诉讼模式转型并不影响法院的中立判断地位,其改变的只是国家公诉权的减让,不是国家审判权的前移,故并未改变法院依法独立审判公正裁量刑罚的职责,也未改变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配合、制约关系。为了保障公平正义更快更好实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法院应当切实履行配合、制约之责。对于程序合法、量刑适当的,坚决支持;发现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或者不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的,被告人违背意愿认罪认罚的,量刑建议不适当的,简单采纳量刑建议会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依法调整并及时作出判决,既不诿责扯皮,也不失职放水。

二是正确看待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体现以审判为中心,特别是庭审实质化的关系

有人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否定了“以审判为中心”和庭审实质化的要求,实际上成了“以公诉为中心”或者是“以审判前程序为中心”,而不再是“以审判为中心”。从办案工作量大量向审判前程序转移而言,审查案件事实和对案件如何处理等主要工作确实都在公诉阶段做了,此话不无道理。但是,认罪认罚的案件事实及量刑建议都必须经过法院开庭审查,是否合适和采纳还是由法院审判以后才能最终决定,法院有权变更罪名,调整量刑等,因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仍然是坚持“以审判为中心”的,只不过与传统的“以审判为中心”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对于“庭审实质化”,也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行的查证、质证方式,虽然使得认罪认罚从宽案件庭审实质化的内容与非认罪认罚从宽案件庭审实质化的内容有所不同,但庭审起实质性、决定性作用的精神并未改变,所以,虽然法院开庭的内容变化了,时间减少了,但庭审实质化的精神并未改变。

三是准确把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案件适用范围

从法律规定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没有范围和对象限制,所有案件都可以适用。从缓解法院目前普遍存在的案多人少的压力看,认罪认罚从宽的范围、对象,应当是越大越多越好。但是,这个制度与其他刑事制度一样,也不是万能或全能的,什么案子能适用、多少案子能适用,也要从实际出发,不能不分情况、不顾条件地强推这项制度,甚至拍脑袋定不切实际的指标。对于案件性质、情节决定必须重判乃至判处死刑的案件,因涉及敏感因素、敏感主体,适用认罪认罚会引发公众质疑的案件,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办案机关有重大分歧的案件,案件事实证据存在重大疑点的案件,以及其他不宜开展认罪认罚工作的案件等,即使被追诉人认罪,也不宜走认罪认罚从宽程序,被追诉人认罪可作为从宽情节在量刑时考虑,确保适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实现“三个效果”统一。至于按照认罪认罚从宽处理的案件数量,要坚持逐步推进、量力而行,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而是越公正越高效越好。在开始搞认罪认罚从宽处罚的地区,应当少一点,做成一个是一个,确保质量。在有经验的地方,可以多做一些,待将来经验丰富、能力提高、程序规范以后,再大做特做多做。从国外看,实行诉辩交易和认罪协商的案件比例,也多少不一,如美国大约有97%的案件通过辩诉交易解决,俄罗斯、澳大利亚有60%多的案件通过认罪协商程序解决,苏格兰有85%的案件、英格兰和威尔士有70%的案件、南非有近90%的案件通过放弃正式审判处理。从世界范围看,认罪协商制度总体呈现方兴未艾之势。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由于才开始尝试,办案机关普遍经验不足,更要看到我国法院不像上述国家的法院一样,法官对审前程序普遍拥有程序决定权或审查权,所以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绝不可能搞到西方国家那么多。加之司法环境有待改善等因素的存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只宜积极稳妥推进,不可急于求成求多。

四是正确对待被告人的上诉权

自速裁程序试点以来,关于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的上诉权问题,一直存在争论。这涉及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从法律规定上看有没有?这个答案应当是肯定的。因为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取消认罪认罚从宽案件被告人的上诉权,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也未改变两审终审制,加之可适用认罪认罚的案件范围没有限制,所以被告人享有上诉权是毋庸置疑的。二是如何对待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的上诉权问题,个别办案机关出现了一些非理性的做法,有的以“抗诉”对抗“上诉”,即在法院采纳量刑建议的情况下,因被告人上诉而提出抗诉。还有的以“抗诉”代替“上诉”,即在法院未采纳量刑建议依法作出判决但被告人未上诉的情况下,提起抗诉。前者反映出个别办案机关不能容忍被告人反悔的心态;后者反映出不能正确对待法院依法判决的心态。无论是哪一种心态,都应当调整,要正确对待被告人的上诉权和法院的依法裁判权,切不能以“乱抗诉”对待被告人的“乱上诉”。第一,要有容忍被告人依法行使上诉权的度量,应当将此作为当事人监督自己办案是否公正的一个手段或者一个渠道;第二,如果量刑建议适当,被告人因自愿认罪认罚已经得到好处的情况下,判决后又反悔上诉的,二审法院应当严格审查。属于非自愿认罪认罚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的,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违背具结协议上诉无理的,不予支持,该依法发回的,坚决发回,不再按认罪认罚案件从宽程序处理,让“失信被告人”付出程序与实体双重代价。

五是增强量刑建议的说理性

现在,裁判文书要充分说理已经成为共识,因为只有说理充分的裁判结果,才能证明法院判的公正,做到让当事人服判息诉,让人民群众认同。但对量刑建议是否要说理问题,还不是很明确。我个人认为,办案机关处理认罪认罚从宽案件,必须说理,因为这类案件说理的责任,也从法院转移到了检察机关。理由主要有,第一,量刑建议说理有利于说明为什么这个案件要走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从而证明案件程序选择的正当性。第二,有利于说服当事人,量刑建议首先要让当事人认同,所以说理是为了说服当事人。如果办案机关不说理,就无从让当事人感受到量刑建议的适当性和公正性;第三,有利于法院审查并采纳量刑建议。量刑建议说理还负有说服法官的功能,如果不说理,法院就难以了解量刑建议的形成过程和考量因素,导致法院在审查量刑建议时心中无数。因此,检察机关尽量对量刑建议进行说理,法院认真对量刑建议说理审查把关并丰富补充,这也是相互配合,并有助于让当事人和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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