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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葡亰赌995577法律推理的理性化——《实践理由与法律推理》

一月 24th, 2020  |  学习时代

2019年11月14日 ( 正文字号: 小 中 大 ) 文章标签:法理学 法律推理 [ 导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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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法理学研究所副所长,陈景辉教授的著作《实践理由与法律推理》的开篇导言,经作者授权发表。在书中,作者思考了法律、道德与实践推理之间到底是何种联系,法律理由与道德理由在实践推理中所扮演的角色有怎样的关联。从五部分来阐述如何完成法律推理理性化的任务,甚至达到避免社会分裂的终极效果。值得一阅。[
内容摘要 ]
民众在立场上的差异,甚至分裂,在我看来,正是“法律下的生活”成为现代社会之宿命的根本原因。以恰当的方式将观念分歧限制在一定程度之内,也才有机会避免由此引发社会离散的恶果。只要观念上的分歧不至于引发行动上的对立,我们就会在获得价值多元所带来的那些好处的同时,有条件维系着一个社会的基本存在。[
内容 ]

作者|五花马

作者|五花马(王芮)

对于身处现代社会之中的人们而言,“法律下的生活”不但早已成为日常生活的基本样态,甚至这种生活的出现本身就具有某种命中注定的必然性,以至于人们已经开始遗忘“没有法律的生活”究竟是何种滋味。这样的感受,同样也为身处迅速转换时期的中国民众日渐熟悉。他们一开始是从“依法治国”或者“法治国家”这种颇具政治意味的名词中,体会到法律对于政治结构可能拥有的巨大影响力。不过,由于种种原因,政治结构的问题并未真正成为人们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将政治生活视为某种公共生活的话。只有当法律以各种方式频繁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纠缠的时候,它对公共生活而言,才真正算得上是至关重要的。其中,案件的诉讼与裁判,必然是法律与日常生活相互纠缠的通常形式。尤为重要的,即使民众一开始可能只是因为“猎奇”或者“看热闹”之类的原因,产生了关注案件诉讼的最初冲动,但是他们很快就会发现旁观者和参与者的身份是可以轻易倒转的,“观察者”的中立姿态无法始终保持,他们随之也就有了发表意见和看法的基本理由。一旦这些部分逐渐丰富起来的时候,它们就会成为公共生活中的主要话题。



然而,这些意见的发布本身之所以具备话题性,不仅仅是因为每个民众都是潜在参与者这个公共性或者政治性的部分,而是因为民众在看法上已经有所分歧、甚至在某些情形中存在着严重的姿态对立。即便是通过联系某些基本价值或者原则的方式来对这些讨论做抽象化的处理,这样的做法还是无法保证每次均能获取共识性的看法与姿态。这种情况表明:民众在立场上已经有所差异,甚至已经有所分裂。在我看来,这一点正是“法律下的生活”成为现代社会之宿命的根本原因,因为现代社会原本就是一个立场或者价值分裂的社会。而之所以中国社会逐渐走向了“法治社会”,其背后的根本原因,也是由于我们这个社会价值共识正在减少、观念分裂日趋增加的现实。我们对法治或者法律之下的生活要求有多么迫切,就意味着我们这个社会观念分裂的程度有多大。或许我不应当使用“分裂”这个近乎危言耸听的语词,而是应当选择“多元”这个更为中性的表达,不过这样的做法并未减低问题本身的严重程度。如果不能对此给予有效回应,巨大的灾难性后果必将随之而来。通常,“重寻或者重建共识”被视为最为重要的因应手段,然而这样的做法
不但是一个无视现实的过分理想化的方案,而且还会遗失“多元”可能带来的“自由”之类的好处。

刚刚读了雅理读书上刘星教授的《认真对待德沃金》一文,只觉得眼前天光云影花团锦簇,心头诸多感觉难以言表,登时,想起一封信来,必须插播:

《那个你永远走不出的背景,你还记得吗》一文在朋友圈转发后,两位资深同事在评论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正因为如此,法律理论家就不能如同社会的普通民众一样,过于关注具体案件裁判中所涉及的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应当就其背后的“多元”问题做整体式的思考。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以恰当的方式将观念分歧限制在一定程度之内,也才有机会避免由此引发社会离散的恶果;否则,我们这个社会就不过是一群人的简单集合,而不再能够被合理地称作一个社会。问题是,将观念分歧限定在何种程度才能真正避免社会的分裂呢?答案很简单,只要观念上的分歧不至于引发行动上的对立,我们就会在获得价值多元所带来的那些好处的同时,有条件维系着一个社会的基本存在。这一点,正是本书被冠以“实践理由与法律推理”的根本原因,因为“实践理由”这个概念以及由此带来的理性化的效果,正是避免因观念分歧引发社会分裂的基本条件。由此一来,实践理由必然成为我们思考法律推理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同时这也迫使我们必须提高法律推理问题的论证强度,而与具体的案件争议保持一个合理的观察距离。除此之外,提高论证强度的原因还在于,实践理由同法律基本属性的问题也有紧密的关联,所以法律推理的问题必定还会牵涉到法律理论上的基本立场,虽然我并未在此书中明确表达法律实证主义的基本主张,但是细心的读者依然会发现这个部分的内容隐含其间。

爱玲先生雅鉴:登高自卑,行远自迩。昨日自你处归来,心头盘唱这八字。上海的云影天光,世间无限风华,都自你窗外流过。粉白四壁,乃是无一字的藏经阁,十八般武艺,亦不敌你素手纤纤。又忆及苏轼天际乌云帖道,长垂玉筋残妆脸,肯为金钗露指尖,万斛闲愁何日尽,一分真态更难添。我于你面前,无可搬弄,也只有这一真字诀。

是啦是啦,这是胡兰成第一次见到张爱玲后,写给她的….告白….!当然,彼时,她看他也是…命中当有此一劫…..“他一人坐在沙发上,房里有金粉金沙深埋的宁静,外面风雨淋琅,漫山遍野都是今天。”

弱弱的说,感觉这几句话,大概类似于我看完刘星写的德沃金……..当然,我也觉得这样说似乎是八竿子打不着….有些牵强….

但感觉这档子事嘛,就酱!

A:文中有一句话“严谨的法条使你的思维更像法律人,但你的判断越来越远离普通人”,说的特别对,一想到这,就感觉后背发凉。律师做久了,会不会让普通人感觉我们不可思议?
B:工作思维是基本的,但是生活并非如此。
A:但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越来越多地用法律的思维来评判生活琐事?
B:发现了,所以准备拐弯。我还真的会把案子的事问问妈妈呢。

当我将“实践理由”与“法律推理”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的时候,法律推理的理性化问题就成为贯穿本书的基本线索。如果将这个中心任务做进一步的分解,以下五个部分就会依次展现在我们面前:首先,为了实现“有效解决行为上的分歧、容忍看法上的分歧”这个中心任务,法律推理必然同时负担了双重任务:法律推理不但表现为依据实践理由进行的公共判断,而且还是落实特定实践理由的具体化过程。其次,公共判断的理性化,不能脱离实践理由而单独存在,因此一个“准形式主义”的基本立场就会呈现出来;同时,实践理由的具体化,更是要求我们集中关注实践理由的具体类型。再次,很容易就会发现,实践理由有两个基本类型:一阶理由与规则。其中,一阶理由因其本身就是道德理由,所以其理性化能力毋需别寻他途,关键的问题是规则的理性化如何获得。假如规则不能在一阶理由之外寻找理性化的基础,那么一阶理由与规则的划分就会归于消灭。针对这个问题,我依据“内在价值”的基本概念,讨论了规则是如何以有别于一阶理由的方式获取理性化的。第四,“解释”通常被认为是由实践理由的模糊性引起的现象,并且终结于道德上的最佳化判断。通过深入检讨这种看法背后的理论资源,依据一阶理由与规则在文义上存在的重要差别,我认为解释不但是一个仅与规则有关的现象,而且也是只发生在规则文义范围之内的现象。最后,当规则的文义无法解决待决纠纷时,类比推理必然会牵涉进来,而类比推理的理性化是个备受质疑的问题。我通过将类比推理区分为两个基本类型:规则之下的类比推理与一阶理由之下的类比推理,然后分别指出它们各自的理性化条件。通过以上的阐述,我相信:不但法律推理的理性化任务足以完成,社会分裂亦有机会因此而避免。

又仿佛置身于一场武林大会,高手过招,缠斗难分之际,不世之出的神人叶底藏花甫一出手,电光火石,胜负已分,盟主易位,学界弄潮,开启属于自己的时代。

当时我正忙着没顾不上插话讨论。这当然不是一个小话题,事关法律是什么?何为法律思维,如何才是“像法律人那样思考?”以及,这是否成立?

本文作者:陈景辉

剩下我等吃瓜群众,屏息敛气,三魂六魄,久久不能归位…….

刘星老师有一本书就叫《法律是什么》,该书以英美著名的案例为引,以批判阅读的思维,以浅显易懂的语言,分析、论证了20世纪英美法理学的众多流派与论说,试图揭示各种论说的理由和渊源,让不同的学理、流派呈现和交流,并建立一个循序渐进的逻辑思维过程,带领着读者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法律究竟是什么?

实习编辑:姬佩珩责任编辑:贺舒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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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的结语部分,刘星老师依他一贯的举重若轻,循循善诱:法理学探讨的核心问题是法律的性质。这一核心问题,有时依赖许多周边问题的理解,比如法律的作用、法律的效力、法律的目的、法律的推理、法治、道德认识、哲学思考、政治道德姿态……这些周边问题的认识对核心问题有着重要的参照意义,有时甚至决定了核心问题解决的方向。

发表评论

我曾在《清歌一曲月如霜:一个法律人的文艺呓语》一文中,这样表达对刘星教授的印象:一直很喜欢两个人,刘星和朱伟一。白居易的《中隐》说“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

其实,其中某些周边问题有时便是经验感性的观念。当“法律”一词出现在人们的词汇或意识之中,尤其是当人们对其作出解释说明时,这便意味着许多经验感性的观念潜藏于人们的观念里,并且意味着许多价值姿态,在左右人们的“法律”言说。

在我眼里,刘星、朱伟一是颇具“中隐”气质的人。

因此在回答“法律是什么”这一问题时,似乎应该首先回答:当我们想到并使用”法律“这一词汇时,我们在意味着什么?

“朱伟一的随笔像炉边闲话、朋友聊天,文笔幽默,轻松,好东扯西拉。但通篇文章看完了,发现他原来有一种调子在里面。这调子是一种风格,更是某种思想观念上若隐若现的主旋律。读多了以后,就能认出他的风格。内容浸透了骨髓的动人,语言浸透了骨髓的动人,结构浸透了骨髓的动人。把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今天主流社会群的人来了一番叙述抒情,令人唏嘘,坐立不安。思想的明晰、开阔,态度的凄婉,对语言的继承达到了极高的完美。难得一见的散文矣。”

同样是在刘星老师的《西窗法雨》中介绍过一个小案例,说的是若干年前,英国审理了一个刑事案。话说,一天,一名叫乔治的小伙子在家里闲得无聊,就想去附近的皇家空军机场看飞机日常训练。他爬过机场旁边的铁丝网和障碍物,坐在机场跑道上兴致勃勃地观看天上的飞机。这时,一架飞机打算降落,飞行员发现跑道上坐着人,不得不将飞机再次拉起飞向天空。虽然乔治的行为并没有造成什么损失,但是警察还是将他带走了,并于几天后把他送上了法庭。

这是《南方周末》对朱伟一的评价,在我的感受里,刘星完全可以归属同类。

当时审理此案的法官叫帕克。在开庭那天,帕克法官一手拿着一部叫做《官方机密条例》的法律,一手翻阅着案件调查报告。当检控官宣读完起诉书后,帕克法官问乔治有啥要说的。乔治回答说,甘愿受罚,谁让自己这样无聊地惹事呢。可是,乔治的辩护律师却说,乔治不应受罚,因为他没有违反《官方机密条例》的规定。

我对刘星教授的喜欢,可以从大学二年级第一次读到他的《西窗法雨》这本小书开始,清新流畅,别开生面。可能是太喜欢,也可能是太闲,总之,我将此书手抄了一遍。

律师让帕克法官仔细阅读该条例第三条的规定,上面写着:“不得在禁区附近妨碍皇家军队成员的行动”,律师说,虽然军用机场是“禁区”,乔治也妨碍了皇家军队成员的行动,但是,他的行为不是在“禁区附近”而是在“禁区里”。所以,并不违反条例的规定,不应受处罚。律师还提醒帕克法官英国是个法治国家,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这样还真让帕克法官为难了。

后来再读到他的《法理学导论》这本教材,类似于美国法科学生的通关必读之《法律之门》,资料繁杂如百科全书,观点争鸣,思维推演,一本启发思辨,开放式的法理学教材,令人惊喜,难忘。

法律的优点在于它具有稳定性和明确性。可是,它的优点也正是它的缺点。正是因为它具有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所以遇到特殊情况便无法随即调整;正是因为它具有明确性,不能模棱两可,所以遇到未曾遇见过的情形,便难以灵活处置。而人的智慧就可以随机应变,灵活处断。在上面那个案件中,假设没有法律在旁边,帕克仅用自己的智慧来断案,可能就不存在为难的问题了。

然而,苏力教授却说:法理学是不适合用教科书的呀….

那么是否可以说人治不如法治呢?洋人最终选择法治的理由,恐怕不在于觉得法律的优点胜过人的智慧,而仅仅在于觉得法治比人治要可靠,因为,历史时常说明,人的直觉自律不不是恒常稳定的,随机性很大,今天遇上一个明白人是一回事,明天遇上一个糊涂人又是另一番局面,一切都不可预知,也就难以摆脱恐惧。

他说:“我觉得目前中国目前没有好的法理学教材,为什么我不去写一本呢,因为我怕写了以后贻误青年,大家学的时候觉得还可以,结果考研考司法考试的时候通不过,那我不是害了别人吗,所以干脆就不写,不写比较合适一点,也不得罪人。”

刘星教授是想借这个案例说明法治的必要。法律,虽然滞后,难免疏漏,又或僵化,甚至部分牺牲个案正义,但却能规范行为,维持秩序,据此,社会关系得以安稳运转。

哈哈,我被这番又霸气又无辜的话,差点笑晕过去。

这就如同,正是因为有交通规则,驾驶人才可以开车出门放心在马路上行驶,因为你可以合理预判前后左右的车辆都遵循这些规则,而约束机动车的目的在于维持马路秩序,保障所有驾驶人的安全。仍然会有人违反交规,过失或者故意,相应进行处罚,一是有法律规定,二是有案例示范,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除非蓄意危害公共安全或故意找谁报复寻仇之外,恐怕没人会故意违规驾驶制造事故。

讲真,放眼当今学界,像力叔这样看透又说透的大咖,实在是凤毛麟角。不是水平不够,就是底气不够,这话必须是才学与性情兼具之人,才能说得如此….气定神闲!

处罚的意义在于警戒行为,维护规则,引导人们增强规则意识,安全驾驶,从而,马路秩序得以稳定保持下去,最终实现保障驾驶人安全这个根本目的。

当然,关于法理学教材书,力叔的核心意思其实是在讲:法理学到底学什么?怎么学?

法律是概念和规则,是权利和义务,是行为和后果,是秩序,秩序的存在是为了安全,而安全人类社会得以存续的基本条件。

他说:

“法理不是关心具体的某一个法条,而是关心这些法条,这些法律规则、制度、概念是怎么发生的,它背后的到底起什么作用,总体的法律制度起什么作用。因此,最重要的是学法理,是去培养自己的一种理论思考的能力,并不仅仅是逻辑思考的能力,对问题总体的把握,对政治的把握,对经济的把握,对社会的把握,注意,并不是你一定要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或是其他学科,而是你有一种基本的把日常生活中获得的关于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各方面的东西变成你法学家思考的基石,因为法律固然是社会当中最重要的机制之一,但它一定是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协调下去起作用的,因此,千万不要把法律看成是绝对的。你需要对自己的职业和学术有一个最高的关切,但在思考整个中国问题时,却不是把它放在第一位,而是从你的立场,用你的知识,推动社会的利益。

大家在学习法律的过程中,获得一个对自己本学科,对自己的能力,对本学科的界限要有一个适度的理解。如果说法学是个制度化,任何制度都只能解决一些问题,法学法理学也只能解决一些问题,整个法学也只能解决社会中一部分问题,一定要培养出这种能力,一定要知道,哪些东西从情理上去理解对方。

最终说来,学习法理,是为了提高我们对法律的掌握,对法律问题的思考,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家一定要有一种,既要深入进去热爱它,同时又能嘲笑它的能力。做事情一定要认真,但反过来这个事情真是这么回事吗,有这个能力才能深入浅出,这是对自己能力的提高。

这就是为什么法理学不适合用教材去讲。”

所以,你看,力叔一片苦心孤诣,苍天日月可鉴啊……

所以,立法机关、执法部门、司法机关、法学教科研,以及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被称为法律职业和法律人,他们制定规则、执行规则、研究规则。什么叫正义?平衡即正义,与其说法律与正义有关,不如说规则与秩序有关。

哎呀,又扯远了,我要说的,其实是,德沃金。(专注跑题30年,我也是没救了…..)

但,有了规则,执行规则就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了吗?…..画外音歌声传来:没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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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是向后看,纠纷发生在当下,裁判呢?裁判是向前看,至少应该向前看。现实的困境是,规则有缺漏,纠纷有诉求,考验的是裁判的担当与智慧。

2013年2月14日,德沃金辞世。学界的哀婉之辞是:人类思想苍穹的一颗巨星陨落。

近年来发生的很多法律热点事件和争议,法律的结果常常不被普通人所理解,有人把症结归结为生活逻辑与法律思维的差异。认为,民众惯从经验、从实体上来判断的,即生活逻辑。而法律人的思维则是从程序、证据、规则的角度来思考,即技术理性。

纽约大学法学院称他为:“大概是少数一两位在二百年后仍会被法律学者所研读的当代作者”。

这有错吗?干啥吆喝啥,貌似没啥错。

霍尔堡奖学术委员会这样称赞德沃金:“致力于发展一套具有原创性与高度影响力,将法律奠基于道德之上的理论;这套理论具备将抽象的哲学观念与论证和日常具体的法律、道德与政治关怀相结合的独特能力”。

但,当对某个事件的法律判断乃至判决,已经超越了这种可以忍耐的极限而变得让民众无法理解、无法接受时,那么,是否应该探究一下法律的立场是什么呢?因为危险在于,大多数普通人难以接受的裁判结果,冲击的是这大多数人的理解认识和行为规则,而秩序就是由这些人所形成,在秩序里,他们本是主角。

纳尼,毫无疑问,德沃金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法理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之一。他不仅和哈特等引领了法理学在当代的激辩和重生,他的正义理论足以和罗尔斯相提并论,他的时事评论所树立的标准,是绝大多数公共知识分子难以超越的。德沃金不仅是当代法政哲学家的典范,而且也将是未来法政哲学家的典范。

所谓法律的立场,是指在研究某个法律问题的时候,在推进法学理论的过程中,既要注重规则,更须追求秩序,以此为基础,再想方设法地厘清不同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解决利益冲突,并最终使社会关系和谐有序。

德沃金生前最后一本著作是《刺猬的正义》。

因此,法律的立场应该设置在民众意愿的背景中。当法律的运作严格遵循了程序正义的基本原则,发生了所谓的背离民意的判决或者执法结果时,就应当认真分析法律本身是否正义了。

在这本书的最后,德沃金写道:“我们的生活如果没有尊严只不过转瞬即逝。但如果我们努力过一个好的生活,我们便创造了更多的东西。我们为我们必死的命运下了一个注脚。我们将我们的生命变成了浩瀚的宇宙星尘中的一粒粒钻石。”

法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其产生和发展、制定和实施都离不开人。西方的自然法学家,特别是早期的西方的自然法学家大都以研究和论述人性作为其出发点,他们从人性中推导出自然法,然后再从中论证实在法或制定法。现实中的法律只是正义原则的具体化,只是依据正义原则所设计的社会制度。

亚里士多德:人类本来是社会的动物,法律实在是完成这种性质的东西。我们需要的是解释法律的本质,而这个本质需要从人的本性中去寻找。法律的实际意义却应该是促成全邦人民都能进行正义和善德的永久制度。西塞罗:法律非基于人的意见之上,而是基于本性上的。正因为如此,研究法现象,就必须研究人的本性。孟德斯鸠: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存在物都有它们的法,上帝有它的法;物质世界有它的法;高于人类的智灵们有他们的法;兽类有它们的法;人类有他们的法。“在所有这些规律之先存在着的,就是自然法。所以称为自然法,是因为它们单纯渊源于我们生命的本质。如果要很好地认识自然法,就应该考察社会建立以前的人类。自然法就是人类在这样一种状态之下所接受的规律”

那么,德沃金使得他自己成为宇宙星尘中的一粒钻石了吗?

“法乃善良公正之术”,这种正义,不仅是形式正义,而且是实质正义。法律是实现这一理想的一种技术,一种制度设计。因此,法律的制定、实施,都必须尊重人的权利,调动人的积极性,

从《刺猬的正义》这本书名说起,古希腊诗人阿奇洛库斯有一句名言:“狐狸知道很多事,但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

那么,就此,我们是否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法律的立场就是正义呢?

德沃金说,这也可比喻两种类型的哲学家,狐狸型的哲学家对正义抱有怀疑态度,所论之道德困局,往往发人深省;但刺猬型哲学家不同,他们直指根本问题,要给出一个终极答案。他觉得,自己终身所做的工作,便是尽一个刺猬型哲学家的天职。

且慢,这时候,必须要提到一个人了,据说他一直以来的工作是要“推翻那些雄心勃勃的法律理论”,他的名字叫:波斯纳。

德沃金一生著作颇丰,其中《认真对待权利》、《法律帝国》、《原则问题》、《自由的法》、《至上的美德》,足以名垂青史。

在其法理学三部曲之《超越法律》这本书里,波斯纳继续对无需系统且形而上基础的法理学展开了更深入阐述,通过对大量具体的法律和非法律问题的细致分析,展示了他的实用主义法理学。但凡读过波斯纳著作的读者莫不为其敏锐的思想、独到的眼光、研究的广度及对美国法律制度与司法体系深刻的理解所折服。

在这些著作中,德沃金不断阐释和深化其权利理论,将之运用于解决美国社会的各种重大争议。

波斯纳说“书名《超越法律》所提到的这个‘法律’是一个职业图腾,它指的是法律传统中一切有争议的、封闭的、有偏见的和不合逻辑的东西。”而在这一“职业图腾”所象征的事物中,首当其冲的便是从19世纪后期就开始充斥法学传统的以形式主义法学为代表的概念主义,是那些“支配一切的正义观”。

几乎所有的当代法学理论家都感到有必要把他们自己的观点建立在对德沃金的观点的评述上,而无沦对之是同感,还是反感。

在波斯纳看来,传统的法律者已经越来越难以回答社会急剧变化产生的有关法律的最急迫的问题。那些流行的所谓法学理论都无视法律实践,都远离实际的法律生活、迷失于意识形态争论之中。法理学大多“与法律实务者的日常关系相距甚远”,“它所设计的问题无法参照或根据常规的法律文件推理而加以解决,它所运用的视角也无法演绎出法律原理和法律推理。”而这正是法律形式主义的流毒。

值得注意的是,德沃金毕业后曾为美国联邦法院最著名的汉德法官做过一年助理,也做过四年律师,但很快回到大学任教。

法律人都是哪里来的?法学院。所以,波斯纳并没有放过法学院。他说:“传统法律教育的焦点是实践,是探讨如何成为一个很棒的律师。其重点在于职业价值,并且,越来越多地放在了获得诉讼和谈判技巧之上。这样一种教育可以塑造具有很高技巧的专业人士,但是却不能够提供一个理解和改进这一系统的基本工具,因为它并不能培育必要的外在洞察力。”

德沃金VS汉德。1957年,德沃金因为在哈佛大学成绩优异而被选为汉德法官的法律助手。当时大名鼎鼎的汉德已经85岁了,德沃金20来岁初出茅如,他公开质疑汉德法官“霍姆斯讲座”的讲稿,批评汉德对布朗案的评价。尽管如此,汉德法官后来非常欣赏德沃金的才华,称赞德沃金是“我所有法律助手里最优秀的一位”。司法克制是汉德法官终生的司法哲学,他反对法官依据宪法宣布立法机关或者行政机关的法令无效。德沃金针锋相对,将他理想中的法官比作希腊神话中的大英雄赫拉克里斯,宣称“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法官是法律帝国的王侯”。

汉德法官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四位法官之一,其他三位分别是霍姆斯、布兰戴斯和卡多佐。但汉德从未担任过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曾经有人问法兰克福特大法官谁是联邦最高法院最伟大的法官,他回答说,最伟大的法官不在最高法院。(关于汉德法官的更多资料可参照何帆法官翻译的《永远的勒尼德•汉德法官》)

波斯纳诟病法律形式主义,目的在于以司法实践为着眼点来重新理解法律,而不是用理论来取代实践。因此,必须超越“法律”,超越传统的法学研究和法律教育。

德沃金说:“我曾努力为我的决定负责,不虚度此生,当我还是一个华尔街律师的时候,我意识到这并非我想要的生活。所以我选择离开,从事更有意义的事,也就是为那些疑难、重要和有价值的事情而思索和辩论。”

那么,究竟该如何“超越法律”呢?

1962年,30岁的德沃金取得了其学术生涯的第一个职位,任耶鲁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此后他在牛津大学、纽约大学任教,再也没有离开过学术界。

波斯纳的答案是,用实用主义推翻形式主义,现代经济学可以很自然地“为法律迫切需要的经验性研究提供不可或缺的理论框架。但经济学不是万能的,因此,波斯纳并没有完全放弃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立场。

德沃金VS哈特:法理学的“瑜亮之争”

苏力先生在翻译波斯纳《超越法律》一书的译序中这样说:

1967年,德沃金在《哈佛法律评论》上发表《规则的模式》一文,这是他向法学界投下的一枚重磅炸弹,“他的颠覆,是一场切中要害的法理学革命”。

在所有法学可用的知识和成果中,法律更需要科学和社会科学。而目前的法律太缺乏科学和社会科学,太缺乏经验研究。“超越法律”势必涉及众多其他学科的知识,这一点既是波斯纳的追求,也是超越的条件、工具和资源。波斯纳是“活着的最有影响的法律家”了,他数十年来长盛不衰的学术热情、视野开阔的学术追求以及与之相伴的学术敏感和创造力。与之相较,中国的法学学术存在明显弱点。比如:

德沃金的成名作《认真对待权利》直接对哈特理论提出批评,由此开启了德沃金与牛津大学法理学教授哈特长达40年的学术“瑜亮之争”。抛开繁枝末节,这场争论的中心是“法律和道德究竟有无必然联系”这一古老而扰人的题目。

第一,视野还不够开阔,局限于自己的专业领域,对新知识,不仅对其他科学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知识不愿了解,或没能力了解,甚至对法学内一些部门法学科有时也不愿关心。

第二,太容易满足。有了一定名声,就开始吃老本,不愿拓展自己的领域去了解一些自己不了解甚或与自己现有知识有所冲突的进展。这实际是缺乏对知识和学术的热情和好奇,因此,才会不时出现各种形式的自我复制。没有足够的竞争压力,没有足够的学术淘汰,自然很难加快学术提升或更新。

第三,法条主义且教条化。总以为法条、原则、概念就可以解决问题,把法条搞细了,搞通了,就可以保证这个世界秩序良好。一旦发现不合朕意,就习惯于道德谴责,责备执法者或民众素质不够,而他倒腾的那个葫芦中的概念、原则、法条永远是正确的。这是典型的刻舟求剑的做派,总想把现实世界装进形式主义的框中。

第四,学术上的政治正确。由于缺乏对知识的追求、热情和自信,因此,很容易追求政治正确,包括用经典名言包装自己,或是向世俗追求认同,以各种形式追求各种类型主流,唯独不敢在学术上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其实,学术研究,如果要无限风光,就只能在险峰上攀登,甚至必须走向边缘,就必定不可能至少是当下不可能成为主流,就必须承担某种世俗的孤独。

哈特的法律实证主义把法律视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事实。即,法律要求什么、禁止什么或者许可什么完全取决于特定政治社群既往的立法决定或司法判决,而无关乎道德评价。将法律放在一边,将道德规则隔离在法律体系之外。法律是什么是一回事,法律是否符合一条道德标准是另外一回事,“恶法亦法”。

苏力对法律界的怒其不争,讽刺起来,刻薄精妙,毫无袒护,可谓爱之深,责之切。这景象倒是让我一下子想起一个类似例子(插播一条八卦),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亦舒一支笔纵横香港文娱界,睥睨万千星辉,她肯赞一句的也只有林青霞一个,而且还有一句备注:她是一个女明星,从来不冒充她除了女明星还有其它内涵。所以,你看,论才华率性,他们两位是不是有得一比呢?

但在德沃金看来,实证主义的这个看法不是对我们真实法律实践的忠实解说,因为它忽略了法律实践中公民、律师和法官之间在法律判断上存在着广泛而深刻的分歧,分歧的实质源自于我们拥有法律实践之道德目的的不同观念。说到底,无论怎样的司法判决,其必定包含一个道德论述的根据,它是司法判决的“无声序幕”。德沃金在规则之外发现了“原则”,并且论证说原则与规则不同,原则对法官也有约束力。更重要的是,原则无法通过“承认规则”识别出来,它的约束力来自于法律界长时期形成的妥当感,它本身是道德原则。

那么,一定有人着急追问,苏力到底讽刺谁了?或者讽刺什么了?讽刺“像法律人那样思考”了。

对法律实践之道德目的的敏感和反思促成了德沃金著名的法律解释理论。解释的对象,并非法律条文中具体的规则或原则,而是作为整体的法律实践。

“像个法律人那样思考”是深嵌在英美法和美国法学教育传统中的一个命题,它要求法学新生避免从常规的定义、逻辑演绎或理论命题来理解法律的概念、术语、命题、教义和制度等,而一定要进入由一个个看似突兀的司法判例构成的历史,于其中理解法官对法律的语词、概念、教义和规则的实践性界定,理解塑造这些概念、教义和制度的边界和促使其流变乃至将其一次次扭曲的政治社会力量,理解法律的后果,并在熟悉的过程中发现法律语词、命题、教义、规则和制度可能留下的弹性空间。即,不要过多关心语词的逻辑结论或推理,而是要关心语词在社会实践中的实在后果。

其实,没有哈特,可能就没有德沃金的学术崛起。早在牛津求学期间,哈特便注意到这个学习成绩异常优异的学生。德沃金到牛津任教后,开始对哈特的法实证主义提出了几近全面、毁灭性的批判。但,哈特赏识他的才华,仍然力荐他接替自己,担任牛津大学法理学首席首席教授。从1969年开始,德沃金担任该职位直至1998年。出任牛津法理学教席对德沃金的学术生涯来说,是个巨大的转折,德沃金的主要学术思想也都奠基于这个时期。

苏力以千克案为例,细述其理解“像个法律人那样思考”的思维历程,以下扼要概括:

讲真,哈特与德沃金,倒是让我一下子想起欧阳修与苏轼的关系:老夫当退让此人,使之出人头地。

霍姆斯法官认为,在每个有关表达自由的案件中,司法的关注点都应是“使用语词的环境和使用的性质”是否有“明确和即刻的危险”引发“实质性的恶”,而这个恶是国会有权防范的。

第一阶段:当年我留学美国初次接触此判例时,并不真的理解霍姆斯的意见,我其实沿袭的是一个中国法学院毕业生养成的关注语词的习惯:这里的争议是否言论或表达?若是,就属于第一修正案表达自由的范围;然后考虑该言论好坏,并且很容易就将一个好坏的道德判断取代了“有无明显且即刻的危险造成实质性伤害”这样一个经验判断。

第二阶段:我的初始理解很快在其他案例中受到了挑战。但由于要考试,我希望自己的答案在符合司法判例的意义上“正确”,即,表达不但包括我们通常认为重要和有价值的表达,而且包括了我们也许会认为不很有价值,甚至有人认为毫无价值的作品。

第三阶段:之后的思考分析才明白,尽管法律上规定的是表达自由,但在美国,一个言论或一个行动在法律上是否可视为表达而受到保护,关键并不在于它是否常规意义上的言论或行动,而在于其社会后果,是否会引发明显、即刻的重大伤害。任何言论甚或行动,只要不是可能引发同时满足了这三个条件的伤害,就会被假定传递了某些有社会价值的信息,就会视为表达而给予宪法保护;如果有明显、即刻的重大危险,哪怕是最典型、最常规的言论,也不受言论自由的保护。

第四阶段:完全接受千客案判决,也接受霍姆斯言论自由并不绝对的断言。我理解了什么叫做像法律人一样思考。这个思考并非牢记法律术语,而是要在阅读大量法律案件中慢慢熟悉、理解和掌握法官关心什么社会后果,为什么关心,他们如何以特定方式在司法判决中逐步重新界定和塑造了这些法律关键词,这些常规语词在法律实践中获得了何种特定含义,边界何在,以及为什么等。

德沃金VS波斯纳:法理学的经典之战

普通人如何思考呢?普通人一般都是把各种渠道获得的支离破碎的梗概当作事件本身,仅凭直觉和情感进行判断。这其中肯定会有许多在法律人看来无法容忍的差错和误解,但只要案件或事件的基本事实没有多少差错和误解,一般不会与法律的判断差的太离谱。

德沃金的理论在法理学者中间激起了惊涛骇浪,法律解释理论引起了法律实证主义者的不安。

相反,法律人很容易犯的一个毛病是只关心抽象的概念,关心正确的一般性命题,而不愿具体考察这些概念和命题在特定事件中的经验内容。

这直接激发了他与以波斯纳法官为代表的法律实用主义的论战。虽然据说德沃金和波斯纳私交甚好,但在学术作品中双方却或多或少表达出对对方观点的“刻骨的憎恶”,揶揄、奚落、嘲笑充斥其中。(《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比如,“天津大妈非法持枪案”“农民收购玉米案”“大学生掏鸟案””深圳鹦鹉案”的裁判结果,令一般民众瞠目结舌。

法律实证主义观点断然否认规范性的道德评价在法律实践中的作用。波斯纳认为,法官面对案件应该试验性地尝试不同的解决办法,从而来决定哪一个是奏效的且可以把案件对付过去。

法律不单是逻辑推演,还是事实认知的问题,需要具体学科的专业判断。但我们看到的是事实认知和法律认知的巨大鸿沟,得出一个又一个错误结论。

实际上,谁都想要一个奏效的解决办法,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对一个裁判是否奏效作出判断。德沃金认为这样的判断只能是根据道德理由。相反,波斯纳所力推的是心理学、生物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博弈论等实证的社会科学理论,他极力排斥的正是规范性的道德理论。

甚嚣尘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近日杨风申非法制造爆炸物一案,二审法院裁定维持原判,重燃舆论沸点。今年79岁的杨风申是当地“五道古火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2016年2月19日,杨风申在制作古火会上需要燃放的烟花时被警方拘留,后被法院以非法制造爆炸物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老人之所以制作烟花爆竹,是协助村里办庙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杨大爷没有火药也传承不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呀?

德沃金要把规范性的道德理论注入法理学,波斯纳要建立一种法律的社会科学研究。德沃金在《法律帝国》中所虚拟的赫拉克勒斯是一个兼具道德哲学修养的法官,波斯纳则一心要实现霍姆斯大法官的著名预言——“一种理想的法律研究之未来属于统计学和经济学家”。这样的两种截然对立的看法仍然在激烈争夺着当今法理学研究范式的主导权。

从犯罪构成上看,私自制作烟花,入罪形式条件具备。但从刑罚的正当性看则不能成立。明明官方让老人当非遗传人,一传承又立即被官方定罪,什么逻辑?动辄得咎的刑罚会让民众失去对法律的明确预期,进而失去判断自身行为的理据。

概览上述著名论战,不得不提及德沃金的代表性著作

又如民事纠纷中,原告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对方抗辩说合同约定了解除条件,当甲方不愿意卖了,赔偿10万元解除合同。这是条件吗?不是。条件是面向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一种事实或行为,应该是客观的、合理合法的,“我不原意卖了”只是一种心理念头和想法,是主观的,不符合合同约定解除条件的概念,因此也就不存在约定解除的内容。

关于《认真对待权利》。德沃金认为,“合法律”不一定等于“合法性”,因为二者之间既可能一致,也可能冲突。众所周知,“合法性”主要基于人们的“同意”和“认可”。

退言之,即便约定解除,也要看怎么约的,履约及违约程度,双方当事人解除事由的约定,既要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也要遵循公平合理和社会公序良俗原则。任何法律都可能因为特定的必要理由而对人们的利益进行必要的限制。比如说逾期付款,卖方有权解除合同,但逾期1天和逾期30天是不一样的,你不能说,逾期1天也是逾期,条件成就,合同解除,那样对于双方利益来说是不平衡的,不平衡意味着不正义,而这并非立法主旨,也不会成为实操有效的纠纷解决之道。

因此,如果没有自由与平等的前提,“合法律”就可能背离人类社会创建法律的终极目的,进而消减每个人的福祉总量。所以,对任何成文的法律规定,都应保持足够的警惕。唯有权利才是人们捍卫自己利益不被侵害的最后城堡,才是维护自己作为人的尊严的基本保障,因此,应该且必须《认真对待权利》。

再如,已成为法院心口一颗朱砂痣的彭宇案,可谓歪理入判负面典型。它最大的副作用是改变了人们对日常经验的认知标准,影响了行为导向。而近期于欢案的终审裁判,又成为法院越说还休的一抹蚊子血,从无期到五年,这是一条魔幻的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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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是最好的法律宣传平台,个案是最好的改善立法的起点。诉讼的意义是让人人们放弃暴力争斗,选择一种平和的问题解决方式。面对立法或者司法解释不符合社会实际,或者和普通人情相违背时,该机械执行,还是应该更能动一点?

基于此,德沃金尖锐批判了美国法律传统中的实证主义与实用主义倾向,一再强调政府必须平等地尊重和关心每个人的权利,不得为了社会福利或者其他社会利益而牺牲人的基本权利。

现实中的法律人思维总是期望和要求所有人都必须进入法律教义编织的世界,接受法律人的判断和推断,否则就违反了神圣的法治。但是,社会矛盾纠纷不是按照法律规定而发生的,法律是为社会关系服务的,它应该去融汇现实世界的智慧,才会发挥作用,创造价值。

他认为:“这些权利使法律本身更为道德,因为它可以防止政府和政治官员将制定、实施和运用法律用于自私或不正当的目的。……权利给人们以保障,保障人们的法律受道德原则的指导,而不是受享有足够的政治权利的人的私利的指导。”
而且,“在一个承认理性的政治道德社会里,权利是必要的,他给予公民这样的信心,即法律值得享有特别的权威……权利是使法律成为法律的东西。”

一个希望为这个社会和国家承担更多责任的法律人,在作为前提的专业技能之外,他还应该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有一种对人情世故的洞悉。不仅仅是要完成准确惩罚犯罪行为的技术任务,同时,他也能够看到并会努力改变引起这种不幸的外部原因,来最终减少人们的不幸。

德沃金赞同这样一种平等权利理论:权利是社会治理的核心。“如果政府不能认真地对待权利,它也不能够认真地对待法律。

一个真正矢志法治文明的人必然是一个求真务实的人,有着与天地等量齐观的眼界,严于律己,拒绝逻辑撕裂,不搞双重标准。你做的好一点,这个世界就变好一点。你做的坏一点,这个世界就变得坏一点。任何理由都不是放纵自己的借口。

基于《认真对待权利》确立的基本观点,德沃金构建了他的法理学体系,不仅批判并超越法律实证主义,而且坚持认为法律理论依赖于政治与道德理论,并把法律理论根植于一种解释理论,将平等的政治价值作为法律理论的核心部分。

苏力教授的话:孤独有时会是种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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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的任务是运用法律而不是改变法律来符合他们自己的伦理学和政治”、“法律权利仅仅是最佳未来的奴仆,这些权利是他们为达到那个目的
而创造出来的工具,并不具有独立约束力和根据”。因此,“一个法官如果不求助于政治理论,探索支撑法规、先例和宪法的‘原则结构’,他就不会知道什么是法律,也不可能忠实于法律”。结果就会违背法律的终极精神,将法律异化为伤害个人权利的工具。

德沃金的法理学及其权利论,不仅触动了学术界,而且也触动了广大公众的思想,以至于像《时代周刊》这样的杂志也发表文章为之喝彩。

关于《法律帝国》。在1986年出版的《法律帝国》一书中,德沃金有系统地针对“就政治道德而言,以什么方式或依据什么判断标准,来决定一个人是否享有某项法律权利才是正确的”,提出了原则一贯性,来指称他的法律观。

由于在美国,法律主要是经过法院尤其是法官的解释之后才得以实施的,因此,德沃金强调法律的解释,实际上是强调了法院和法官在法律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沃金将这部著作取名为“法律帝国”,称“法律既不可能由任何原则或规则体系阐述得淋漓尽致,每种这样的体系都有自己控制的具体行为的领域。任何官员与其权力也不可支配我们的生活。法律的帝国,并非由疆界、权力或秩序界定,而是由态度界定。”

因此,这种对法律的态度,其核心是如何看待法律,如何解释法律。而在人们对待法律的态度和关于法律的解释中,法院和法官的作用最为重要:“法院是法律的首都,法官是帝国的王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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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沃金不仅主导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法理学论辩,而且还在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方面独树一帜,影响深远。

按照他的观点意味着法官要以原则一致的方式来裁判,社群成员在法律面前的实质平等,这体现出一个更为抽象、层次更高的政治道德原则,即被德沃金誉为“至上美德”的“平等”。

德沃金赋予人性尊严两个面向,其一是彰显平等的“内在价值原则”,即每个人的生命都有一种特别的客观价值;其二是彰显自由的“个人责任原则”,即每个人都负有实现成功人生的特殊责任,其中包括判断何种人生对自己而言是成功人生的责任。内在价值原则和个人责任原则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德沃金有关法律、政治与道德论述的“共同基石”。

从人性尊严这一最抽象、最基本的政治权利出发,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德沃金何以强调权利是“对抗集体利益的政治王牌”。作为自由主义的信奉者,德沃金主张政府必须平等尊重和关心个人权利,而反对功利主义所推动的以集体利益为目标的政策,反对为了增进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而牺牲人权。

在德沃金那里,自由和平等并不冲突,而是整合在一起。对德沃金来说,一个缺乏平等关怀的政府会使得个人自由成为空头支票,这是对右翼自由主义的回应。另一方面,一个否定个人自由的政府则损害了平等尊重的道德原则,这是对传统左派的回应。

德沃金认为,对任何一种价值的理解,必须同时去解释其他价值的概念,从而使得各种价值彼此贯通、紧密联结。德沃金如此形容:“在价值中,就像在科学中,我们每次一块甲板一块甲板地在海上重建我们的航船;或者,如果你更喜欢的话,黎明曙光在整个大地上缓缓破晓。”

德沃金自诩为刺猬型的哲学家,在最后的作品《刺猬正义》中,德沃金通过哲学反思,真诚而严肃地为我们这个世界的各种重要价值编织了一张融贯一致的信念之网。这可能是德沃金思想中最具原创性和冲击力的部分。

如上所述,德沃金认为,法律始终具有道德性,这种道德性镶嵌于法律原则中,反映出宪法的基本价值和立国的基本共识,这种基本价值和共识,应当是自由与平等,是对公民权利的认真对待,是对一个“平等关怀与尊重”的良好社会的坚守。

在他看来,在政治和法律制度的背后,应当有一个不可克减、不可动摇的东西,即承认每个人拥有自我决定、自我实现和自我负责的权利。

由此,得出其在《刺猬的正义》里表达的态度,我们每个人有好好生活的责任。

“我们有一个好好生活的责任,艰巨的任务是要以尊重我们自己的方式行动。愉悦我们自己并不足够。”

但难道自我维护与我们对于他人的道德责任不冲突吗?

“不。第一个重要的任务是生活好——这是伦理,然后才是看这一点如何与我们对其他人的责任相关联——这是道德。这个联结是双重的。一个是尊重他人的生活的重要性,另一个是对自己生活的同等关注。”

关于《原则问题》。德沃金在《原则问题》一书中对功利主义权利观——尤其是制度经济学和法律经济学中蕴涵的权利观的批判。在德沃金看来,这种以功利主义为背景的法治观本质上一种工具主义和投机主义的观念,对法治自身内部目标会产生一定的损害和干扰。因此,对秉持这一法治观的缺陷应该持有必要的警惕和反思。

德沃金不仅学术成就斐然,同时还是一位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德沃金长期为美国著名杂志《纽约书评》供稿,他持续不懈地加入到一系列争议话题的公共讨论。为此,罗尔斯称他为:“当代的密尔”。

德沃金的伟大功绩在于,他能够把自己对于这些重大理论问题的观点同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问题联系起来。

德沃金四十多年来所建立起来的法律哲学和政治哲学就是在辩护“法律是政治道德的分支”这个核心观念。他说:“法律不仅仅只是规则的组合,还包括原则”、“法官没有裁量权、没有造法的空间”、“任何法律诉讼都有正确答案”、“自然的法律权利是存在的”、“‘法律’是诠释性的概念”、“法理论是规范性的理论”、“规定性的法律概念才是我们理解法律的核心概念”、“法律命题的成立基础无法被社会事实穷尽”等等。

德沃金的观点一以贯之。读完他的著作,大部分人应该都有这样的感觉:如果你同意其中一项论点,那么你必须同意他的所有论点;或者,反过来说,如果你想击倒其中的一项论点,那么你必有能耐击倒他的所有论点。

作为理想主义者的德沃金,终其一生都在用他的法哲学、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来介入社会现实。在他那里,理论和实践从来就不曾分开过。一方面,德沃金关于实际社会政治问题的讨论,始终建立于他具有高度内在一致性的法政哲学的思想基础之上。另一方面,他的法学与哲学思想,又为他关于现实问题的思考所塑造。这样的一种在理论和实践之间游刃有余的高超转化能力,实在是让人钦佩。

关于德沃金的学术遗产

德沃金的哲学之所以值得我们重视,因为理解他的哲学有助于我们更锐利地掌握住政治性的概念。对于许多政治性的概念,如“民主”、“自由”、“正义”、“法治”、“共善”,一般人虽然熟悉,但掌握的程度其实相当有限。许多人至今仍然粗糙地相信,民主就是多数决,自由就是不受约束,正义就是惩恶扬善或德福一致,法治就是遵守法律,共善就是总体福祉的最大化。对德沃金而言,这些政治性的概念,存在着准确与不准确的理解之分,一般人会停留在粗糙理解的阶段,因为他们发现,理论家对这些概念,一直有巨大的争议,即使他们愿意尊重专业,他们还是无所适从,而许多人从理论争议的存在,甚至错误地推论说,这些政治性的概念,只是掩饰压迫异己和权力竞逐的工具,根本就无所谓准确与不准确理解之分。

很不幸地,粗糙理解这些政治性概念的一群人,只能过粗糙的政治生活,对于压迫和宰制,可能无力抵抗。解放的起点,根据德沃金的哲学方法(为我们的政治生活提供最佳的建构诠释),在于直接去面对我们的政治生活,试着去赋予政治社群存在的可能意义或价值,试着从这些可能的意义和价值中,去论证一套足以让我们的政治社群成为最佳政治社群的价值和原则,进而以这套价值和原则为本,回头去反省和理解什么是民主、自由、正义、法治和共善。

德沃金留给我们的答案是这样的:每个人如何过他的一生,对我们的政治社群而言,都具有内在而客观的重要性;在这样的政治社群中,每个人也都对自己一生应该如何过,承担个人责任。他也强调,人在这样的政治社群中生活,才活得有尊严。不论我们是否同意德沃金,要改善我们此地的政治生活,我们没有别人可以依赖,除了设法让自己的思想尽早脱离充满粗糙理解的状态。(摘自《南方周末》)

他善辩、睿智、文雅,追随者和批判者都大有人在。当你开始试图靠近这位思想巨星,你会不由自主地被他的恢弘所长久吸引。

回到开头,此时,我们当然,也必须要说,德沃金他将自己的生命变成了浩瀚的宇宙星尘中的一粒钻石。

唉,人类群星闪耀,世上再无德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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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沃金主要作品年谱:

《认真对待权利》(1977)

《原则问题》(1985)

《法律帝国》(1986)

《生命的自主权:关于堕胎、安乐死以及个人自由的论辩》(1993)

《自由的法:美国宪法的道德解读》(1996)

《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论与实践》(2000)

《身披法袍的正义》(2006)

《民主是可能的吗?新型政治辩论的诸原则》(2006)

《最高法院的阵形》(2008)

《刺猬的正义》(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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