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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开放交互 上海少年审判快步进入信息化管理时代

五月 15th, 2020  |  审批

上海少年审判快步进入信息化管理时代来源:人民法院报发布时间:2014-11-13
17:28:00字号:小大打印本页
“家庭情况:父母离异;教养方式:父亲常年在外地——忽视型;行为状况:早恋;个性特征:叛逆……”
“8月12日:庭前谈话;8月16日:与施某父亲谈话;9月6日:走访谈话;9月12日:电话联系……”
10月10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少年法庭指导处处长朱妙打开电脑,点击进入上海法院少年法庭综合管理平台,一个网页出现在记者面前。
“每个案子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份独特档案,每个少年法官都能查询需要的资料,每家少年法庭都能共享系统的数据分析以及公安、检察、民政等部门相关人员的名册汇总,同时这个平台还要与外界其他部门的系统进行实时信息交互。”朱妙边说边不断点击介绍。
毫无疑问,在少年审判全面进入“大少审”的今天,有着中国少年审判发源地之称的上海,正在快步进入信息化管理时代。
实用——跟踪管理的“在线助手”
顾姝姝是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少年庭的一名书记员,这一天,她打开平台,在社会调查报告板块记录下一起案件的走访记录。几乎每天,她都会和平台打交道:“因为审理未成年人案件,当事人的基本信息和背景分析非常重要,新出的社会调查报告板块更加细化了,让我们对每一个案子都可以有更加全面的了解。”
顾姝姝所说的平台就是两年前——2012年3月,上海自行开发的上海法院少年法庭综合管理平台。
记者看到,平台上一共有7个一级目录,包括案件管理、特色工作、资料查询、名册汇总、站点导航、业绩档案、成长轨迹等。基于这个平台,少年法官可以对审判数据进行分析,对案件信息进行共享,和相关部门进行联系。
“我们把人、事、效益三要素作为管理少年审判工作的抓手,平台的目录设置以及相对应的每一项工作都是从这三方面进行管理。”朱妙说。
她介绍:“比如在考量社会调查报告时,我们可以查询到这个报告是在案件审理的哪个阶段做的,检察院、公安还是法院?报告到底有没有效果?审判过程中有没有使用到这个调查报告?通过这样的考量,我们随时跟踪社会调查报告工作的进展,如果哪个机构做的报告不尽如人意,我们就要做相应调整。”
开放——少年法官的“百宝箱”
李欣是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少年庭的一位法官,最近她审理的一起案件中需要挑选一位社会观护员,于是她打开了少年法庭综合管理平台的名册汇总板块,鼠标一点,相关人员及他们的专业特长、联系方式等信息尽在眼前。
“平台开放了三方面的服务,包括规范指引、人力资源和信息参考。”上海高院少年法庭指导处法官徐晨平曾经参与了平台的设计,她告诉记者,名册汇总板块的设置是考虑到少年审判工作的特点制作的专门目录。
她说:“少年法庭的工作要和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所以平台在设计使用上采用开放性原则,通过平台可以联系到社会上的相关部门,了解少年法庭可以利用的资源信息,帮助少年法官有针对性地选择社工、心理咨询师、合适成年人等。”
记者注意到,平台上的资料查询目录涵盖了少年审判可能涉及的国际公约、相关法律法规等审判业务资料。站点导航栏目则链接到上海各法院少年庭的专门栏目,从而帮助各少年法庭了解其他法院如何开展少年审判工作。如此一来,各家法院对内对外都能耳听八方,法官们开展工作就更加得心应手。
交互——让信息资源流动起来
基础数据录入越多,形成的统计分析才越可靠,但少年庭法官们的时间有限,怎么来协调这个矛盾呢?
“由于需要输入平台的数据非常多,我们在设计时充分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目前,有近一半信息是通过审判管理系统链接获得,还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交互获得,这大大减轻了法官的工作量。”徐晨平说。
徐晨平所说的交互,是指该平台和法院系统外一些涉少工作的部门实现信息互通和数据共享。她举例说:“比如我们的社会调查报告往往是委托社区矫正办的社工完成,他们也有一个平台,我们两家平台之间就建立互通。”市司法局社区矫正办与上海高院之间通过数据中心每天进行信息交互,矫正办的数据点包括原始的社会调查报告将会完整传到法院。
同时,上海高院对平台继续进行结构性和功能性的完善,目前正在推进平台和检察院信息之间的交互。“我们的目标是24小时交互一次,这对加强信息沟通、提高工作效率有很大的帮助。”徐晨平说。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大数据时代,案件审理中的大量数据是我们对审判进行实证化管理的宝贵财富。记录、分析、利用数据,从量化分析得出质的认识,将有助于对少年审判的每一项工作、每一项制度进行管理,使管理决策更科学。”朱妙告诉记者。

“家庭情况:父母离异;教养方式:父亲常年在外地——忽视型;行为状况:早恋;个性特征:叛逆……”
“8月12日:庭前谈话;8月16日:与施某父亲谈话;9月6日:走访谈话;9月12日:电话联系……”
10月10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少年法庭指导处处长朱妙打开电脑,点击进入上海法院少年法庭综合管理平台,一个网页出现在记者面前。
“每个案子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份独特档案,每个少年法官都能查询需要的资料,每家少年法庭都能共享系统的数据分析以及公安、检察、民政等部门相关人员的名册汇总,同时这个平台还要与外界其他部门的系统进行实时信息交互。”朱妙边说边不断点击介绍。
毫无疑问,在少年审判全面进入“大少审”的今天,有着中国少年审判发源地之称的上海,正在快步进入信息化管理时代。
实用——跟踪管理的“在线助手”
顾姝姝是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少年庭的一名书记员,这一天,她打开平台,在社会调查报告板块记录下一起案件的走访记录。几乎每天,她都会和平台打交道:“因为审理未成年人案件,当事人的基本信息和背景分析非常重要,新出的社会调查报告板块更加细化了,让我们对每一个案子都可以有更加全面的了解。”
顾姝姝所说的平台就是两年前——2012年3月,上海自行开发的上海法院少年法庭综合管理平台。
记者看到,平台上一共有7个一级目录,包括案件管理、特色工作、资料查询、名册汇总、站点导航、业绩档案、成长轨迹等。基于这个平台,少年法官可以对审判数据进行分析,对案件信息进行共享,和相关部门进行联系。
“我们把人、事、效益三要素作为管理少年审判工作的抓手,平台的目录设置以及相对应的每一项工作都是从这三方面进行管理。”朱妙说。
她介绍:“比如在考量社会调查报告时,我们可以查询到这个报告是在案件审理的哪个阶段做的,检察院、公安还是法院?报告到底有没有效果?审判过程中有没有使用到这个调查报告?通过这样的考量,我们随时跟踪社会调查报告工作的进展,如果哪个机构做的报告不尽如人意,我们就要做相应调整。”
开放——少年法官的“百宝箱”
李欣是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少年庭的一位法官,最近她审理的一起案件中需要挑选一位社会观护员,于是她打开了少年法庭综合管理平台的名册汇总板块,鼠标一点,相关人员及他们的专业特长、联系方式等信息尽在眼前。
“平台开放了三方面的服务,包括规范指引、人力资源和信息参考。”上海高院少年法庭指导处法官徐晨平曾经参与了平台的设计,她告诉记者,名册汇总板块的设置是考虑到少年审判工作的特点制作的专门目录。
她说:“少年法庭的工作要和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所以平台在设计使用上采用开放性原则,通过平台可以联系到社会上的相关部门,了解少年法庭可以利用的资源信息,帮助少年法官有针对性地选择社工、心理咨询师、合适成年人等。”
记者注意到,平台上的资料查询目录涵盖了少年审判可能涉及的国际公约、相关法律法规等审判业务资料。站点导航栏目则链接到上海各法院少年庭的专门栏目,从而帮助各少年法庭了解其他法院如何开展少年审判工作。如此一来,各家法院对内对外都能耳听八方,法官们开展工作就更加得心应手。
交互——让信息资源流动起来
基础数据录入越多,形成的统计分析才越可靠,但少年庭法官们的时间有限,怎么来协调这个矛盾呢?
“由于需要输入平台的数据非常多,我们在设计时充分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目前,有近一半信息是通过审判管理系统链接获得,还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交互获得,这大大减轻了法官的工作量。”徐晨平说。
徐晨平所说的交互,是指该平台和法院系统外一些涉少工作的部门实现信息互通和数据共享。她举例说:“比如我们的社会调查报告往往是委托社区矫正办的社工完成,他们也有一个平台,我们两家平台之间就建立互通。”市司法局社区矫正办与上海高院之间通过数据中心每天进行信息交互,矫正办的数据点包括原始的社会调查报告将会完整传到法院。
同时,上海高院对平台继续进行结构性和功能性的完善,目前正在推进平台和检察院信息之间的交互。“我们的目标是24小时交互一次,这对加强信息沟通、提高工作效率有很大的帮助。”徐晨平说。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大数据时代,案件审理中的大量数据是我们对审判进行实证化管理的宝贵财富。记录、分析、利用数据,从量化分析得出质的认识,将有助于对少年审判的每一项工作、每一项制度进行管理,使管理决策更科学。”朱妙告诉记者。

上海法院少年法庭30周年:大步迈向”大少审”来源:人民法院报发布时间:2014-11-24
17:43:00字号:小大打印本页

大步迈向“大少审”——上海法院少年法庭创设30周年纪实

1984年10月,我国第一个少年法庭在上海创立。1984年至2013年,上海未成年人犯罪呈现波浪形上升、近年来持续下降的趋势,未成年罪犯占刑事罪犯总数的比例最高峰达11.10%,2013年回落至2.76%,犯罪得到有效控制;2007年至2013年,上海试点未成年人综合审判,民事案件从最初的一年576件攀升到2013年的2645件……

这是今年11月20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召开的少年法庭创设30年新闻发布会上通报的一组数据,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30年间,上海用自己的用心和执着,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上海特点的少年法庭之路。

组织机构:

在“思辨”中不断完善

从一个嗷嗷待哺的“娃娃”长成一个三十而立的“年轻人”,少年法庭工作在上海的每一步发展都浸润了无数的实践、思考和探索。

1984年,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设立了全国第一家少年法庭,此后上海的其他基层法院如雨后春笋般建立了各自的少年法庭,并迅速培养出了一支精干的少年刑事法官队伍。1999年,在综合考虑少年法庭发展情况的基础上,上海实行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指定管辖,由长宁、闵行、闸北、普陀4家法院的少年法庭对全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进行集中指定管辖。

2006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统一部署,上海开始试点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工作。随着案件数量的增加,浦东、宝山、虹口法院也先后设立了少年法庭。2010年,上海高院率先在全国设立少年法庭指导处,现已撤处设立“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

至此,上海实现了少年法庭工作“1+2+7+10”的全覆盖模式,即高院审理未成年人二审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统筹三级法院少年法庭的调研、检查、监督、指导和规范工作;两家中院设立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开展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综合审判工作;长宁等7家基层法院设立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集中审理全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和本区域民事、行政案件;其余10家基层法院设立专项合议庭,受理本区域未成年人民事、行政案件。

“少年法庭工作不可能单打独斗,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架构可以保证少年法庭工作的组织保障和持续发展。”上海高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庭长朱妙对此深有感触。

犯罪防控:

“组合拳”防范少年走歧途

来自安徽的小林是一名技术娴熟的数控车床技工,这位看上去自信满满的18岁男孩两年前受朋友的唆使进行了抢劫。

“其实他的本质不坏。”负责这起案件的承办法官纪岳峻回忆。为了更好地改造小林,宣判前,纪岳峻联合社区矫正部门和上海某实业公司签订了一份协议,安排实业公司作为小林的过渡性安置培训基地。热心公益的公司老板非常愿意接纳小林:“谁能保证不犯错啊,改了就好,我会把他培养成一名优秀的高级技工!”如今,被判缓刑的小林在厂里和别的学员同吃同劳动,带教师傅对他视如己出,小林的笑容越来越多。

“这些过渡性安置培训基地是专门为那些外来的失足少年而设立的特殊学校,可以教授他们一技之长,更指导他们重塑心灵。”朱妙说。早在2010年,上海高院便针对非沪籍未成年人犯罪相对突出的情况,与市司法局联手建立了六个市级“过渡性安置培训基地”,这些培训基地为非沪籍未成年人提供技能培训、技能学习、劳动以及住宿场所。迄今为止,经过培训的未成年人中没有发现一人重新犯罪。

“重新犯罪率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数据。”朱妙说。上海用了将近25年发展出了较为成熟的法庭教育、合适成年人、回访帮教、心理干预等制度。2011年,上海高院又在原有基础上制定了《关于建立上海法院防控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网络的实施意见》,将对失足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工作与未管所、社区矫正部门对接,建立了三级法院共同参与的跟踪回访工作网络。

朱妙打开办公电脑里的“上海法院少年法庭综合管理平台”,记者看到,在这个平台里,少年法官的跟踪回访对象不仅包括沪籍未成年人,还包括实际居住在上海的非沪籍未成年人;不仅包括在社区考察服刑的未成年人,还包括在未管所服刑的未成年人。少审法官必须根据未成年人的不同情况,每隔三个月或六个月对其进行回访,这种回访将一直延续到其25周岁。

在这一系列规范有效的措施下,目前上海非沪籍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已经从最高值2008年的2141人减少到2013年的892人,沪籍未成年人则从2006年的955人减少到2013年的历史最低值153人,重新犯罪人数从2010年的130人降到了2013年的43人。

综合审判:

大步迈向“大少审”

2007年起上海全面试点未成年人综合审判工作。抚养权、探望权、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教育机构责任纠纷等案件涌入少年法庭。案情的复杂、当事人诉求的多元化,对少年法庭提出了新的挑战。

“民事案件数量的上升非常迅速,7年间增长了4.6倍。”朱妙说。为了给案件中的未成年人提供更为全面的司法保护,上海探索了社会观护、探望监督人、心理干预、困境儿童紧急救助等多项机制。据统计,2011年至2013年,社会观护员参与上海法院未成年人民事案件观护工作达148人次,上海法院少年法庭启动心理干预390余人次。

今年4月,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该院将涉及未成年人的离婚案件全部纳入了少年庭。

“我们此前做过一次调研,在少年庭审理的民事案件中挑选了600个离婚家庭进行分类比对,发现在这些案件中,单亲家庭的孩子往往因父母离异有自虐倾向,甚至患上抑郁症。同时,我们又对庭里审理的刑事案件做了分析,发现近六成的未成年被告人来自单亲家庭、离异家庭。”杜鸣认为,“孩子从家庭走向社会,有时候如果家庭不出问题,孩子也就不会走上歧路。在问题还没有出现之前就未雨绸缪,胜于用十倍的力气去亡羊补牢。”

周华和晓琳是一对年轻夫妇,育有一子。今年10月,两人的离婚诉讼来到闸北法院,在经过一系列社会调查、心理疏导及法理解说后,两人对孩子的抚养费、探望方式作了明确约定,少年庭的一纸判决将这对夫妻离婚后可能发生的“后遗症”一揽子解决。

同时,为了保证未成年人利益的最大化,2007年至2013年,上海法院共审结涉及户口登记、房地产登记及要求公安、教育部门履行法定职责的未成年人行政案件45件。

“少年法庭工作的目的就是要让这些受过挫折、走过弯路的孩子重新找到力量、回归社会,过上正常、独立、快乐的生活。”朱妙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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