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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罪认罚从宽与刑事辩护的诉讼合意

一月 21st, 2020  |  审批

作者:王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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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坚

当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正在北京、天津、上海等18个城市展开。这项鼓励被追诉人以认罪认罚的合作换取法律的宽大处理,同时提高司法诉讼效率的改革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体现,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发展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认罪认罚是由律师提出的吗?

“两高三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专门规定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的保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辩护制度的诉讼价值与诉讼目的并行不悖,在诉讼功能上彼此增效,认罪认罚从宽并不会限制辩护权的行使。

面对拥有着强大司法权的国家公权力机关,必须保障认罪认罚合作的自愿性与协商的平等性,才能守住公平正义的底线。其中,律师的充分、有效参与是不可或缺的,发挥着保障程序合法性与促进实体正义性的积极作用。

以被追诉人认罪认罚为前提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冲击了以往传统的辩护制度,给律师执业带来极大的挑战和机遇。认罪认罚是由律师提出的,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律师的有效辩护能确保被追诉人认罪的自愿性、为被追诉人争取最大的利益。但从现阶段来看,律师的有效参与并不充分。其原因包括律师角色定位不明确、制度环境不完善、律师辩护难度与代理风险增大等。在今后发展中,需要出台严密的细则来落实律师的参与问题,并要求律师提高应对能力。

认罪认罚从宽与刑事辩护制度在诉讼价值上高度共融,追求的诉讼目的相当接近。检察指控与刑事辩护因诉讼角色和分工的不同,天然具有不同的诉讼立场,但是必须客观认识到,无论是审查逮捕、审查起诉还是辩护,诉讼双方在对案件事实的客观尊重、对诉讼程序的严格遵守、对被追诉人诉讼权利的充分保障等方面具有共同的价值立场。认罪认罚从宽的价值在于以有限的刑事司法资源集约化地处理数量庞大的争议不大的案件,而被追诉人在辩护律师、值班律师的专业帮助下,放弃没有证据基础或法理依据的无效对抗,以积极认罪、悔罪、退赔的态度,获得检察机关在程序上的简化处理和在实体上的从宽认定,这对及时化解社会矛盾,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提升刑事治理的科学性,均极具实际意义。认罪认罚从宽要切实发挥其制度设计时所期许的作用功效,真正实现刑事诉讼惩罚与保护并重的诉讼目的,必须充分重视刑事辩护的功能作用,实现两种制度运行的同频共振。《意见》专章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保障”,在检察受理的诉讼环节须充分听取和有效吸收辩护律师、值班律师的意见和建议,杜绝被迫认罪、片面认罪等背离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价值的现象。简言之,离开了辩护制度的充分介入与有力支撑,认罪认罚从宽的客观性、合法性、正当性均会受到质疑。实践中,检察机关要以有效的诉讼举措全面保障和落实辩护律师和值班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建议权和异议权,求同存异,尊重事实,科学妥善全面地推进认罪认罚工作。

保障认罪的自愿性,防范冤假错案的作用。由于被追诉人欠缺法律知识,可能对事实和法律规定存在认知上的错误,特别是涉及罪与非罪的区分问题往往把握不准,这就特别需要律师提供法律咨询和帮助,从而避免认罪上的错误发生。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辩护律师是维护被追诉人合法权益,防止冤假错案的重要力量。因此,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施中,通过充分赋予律师在会见、阅卷、取证、辩护等方面的权利,使律师能够进行“有效辩护”,是防止冤假错案发生的有效方式。

一、律师的积极作用

认罪认罚从宽与刑事辩护的诉讼合意是在对抗与协商的诉讼过程中形成的控辩认识的最大公约数。认罪认罚的制度价值设计天然蕴含着客观公正高效的诉讼价值,在其诉讼化进程中必须通过有效渠道客观全面听取和采纳合理的辩护意见,以协商达致和解合意。所谓诉讼合意的最大公约数,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施压,也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无原则迁就与妥协,而是建构在案件事实证据基础上,依据法律和情节,各自从己方的诉讼目的出发判断出案件的合理处理框架,在彼此交叉共有的处理框架范围内理性选择作出最有利于己方的取舍,从而达成共同可接受的案件处理结果。

保障认罚的公正性,防止量刑不当的作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的前提是被追诉人同意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书所确定的刑期范围,而法院的裁判一般采纳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然而,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是否恰当、犯罪构成的事实基础和影响量刑的事实、证据是否确实充分,以及是否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的操作要求等问题都需要辩护律师的有效参与并提供专业意见,尤其需要律师与检察机关进行有效沟通来解决这些问题。因此,被追诉人需要律师提供专业意见并与检察机关协商,从而决定是否接受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

(一)保障被追诉人的认罪符合“三性”要件

一方面,检察官在认罪认罚中发挥的主导作用更多的是体现对认罪认罚诉讼程序进程的主导,而非简单的对认罪认罚结果的主导。在犯罪事实、证据、情节简单的案件中,能够快速高效地形成控辩双方对认罪认罚的合意,但在相对复杂的案件中,这种合意的形成并非一帆风顺,需要反复多次地协商。检察官的主导功能就是要以客观、韧性的态度推进认罪认罚,用事实、证据、法律、情理因势利导,逐渐争取被追诉人的认罪,获得辩护人的理解和配合。在这个过程中,办案检察官必然通过提审、律师约见、阅看法律意见书等途径充分听取辩护意见,并通过意见交换形式求同存异,形成双方可接受的处理结果。另一方面,辩护律师和值班律师在认罪认罚中不是消极被动的角色,而应有效发挥意见表达、程序建议和结果磋商的功能,依法维护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值班律师要注重发挥实质功能,切实担负起为被追诉人提供法律咨询服务的作用。当然,值班律师和辩护律师在诉讼功能上存在一定差异,主要是体现在辩护权的行使上,实践中要注意发挥好值班律师和辩护律师的互补作用。为防止值班律师作用流于形式,有必要科学考察值班律师的资质和业绩,动态配备值班律师的数量,使其在轻微刑事案件的认罪认罚工作中真正发挥作用。对有争议或有一定复杂性的案件,被追诉人没有聘请律师的,建议为其指定法律援助律师,由更为专业的辩护律师为其行使辩护权。

保障程序选择的正确性,有效实现繁简分流的作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设计的目的之一就是实现刑事案件的繁简分流,从而实现“简案快办、疑案精审”,从而有效解决当下“案多人少”的突出矛盾。有时,被追诉人会单纯为了早日摆脱“讼累”或是尽快“获得人身自由”,不惜违心“认罪认罚”,从而选择适用速裁或者简易程序。此时,律师如果介入并提供及时、有效的帮助,那么错误的程序选择即可避免,繁简分流的目的才能得以真正实现。

“认罪”的核心内容是“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即被追诉人自愿供述被追诉行为的真实情况并承认构成犯罪。其要求满足三个要件:一是认罪的自愿性;二是认罪的自愿性必须建立在真实性基础之上;三是被追诉人对被指控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认罪认罚可能带来的法律后果的认知符合明智性。律师最主要的作用就是保障被追诉人的认罪符合自愿性、真实性以及明智性。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客观上能够起到助推辩护效果的作用。刑事辩护的要义在于,依据事实和法律,依法全面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程序权利,依法争取对其最为有利的处理方式和认定结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施,使得辩护效果的体现得以极大地提前实现,使得被追诉人对自己可能承受的刑罚得以提前获知,而这种相对确定甚至非常确定的处理预期正是刑事辩护所孜孜追求的诉讼目的。具体而言包括:第一,对没有争议的轻微犯罪案件,辩护的重点是程序的适用及预期的刑罚。例如,在认罪的前提下提出不予批准逮捕、变更强制措施、适用相对不起诉的程序性请求,由办案检察官进行全面评估决定是否同意。在认罪的前提下,就量刑问题与办案检察官进行沟通,具体到幅度刑的幅度和确定刑的确定刑期。第二,对有争议但是被追诉人有认罪认罚意愿的案件,辩护的重点无疑是最大限度地与检察机关达成相对的共识。在单独犯罪案件中,被追诉人及其辩护人对案件事实的性质有不同认识的,但是表示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对检察机关的量刑意见能够接受的,不会影响到认罪认罚从宽,不能将对行为性质的辩解曲解为不认罪。在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共犯愿意认罪的,其辩护人提出的从宽处理的意见被检察机关采纳的,可以在量刑建议中体现,根据具体情况还可考虑是否予以变更强制措施,不能因为其他共犯不认罪而影响对其他共犯的认罪认罚从宽的处理。第三,对控辩双方有争议的认罪认罚案件,可以为后续的庭审活动提炼出争点,引导辩护人围绕争点在庭审中发表针对性强的辩护意见。无论起诉指控还是辩护辩解,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格局中,各自的效果效率都得到了明显提升,必然呈现出刑事诉讼多方共筑、良性运作的局面。

此外,律师的充分、有效参与,还可以保障被追诉人权利行使的客观理性,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导致意思表达错误;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畏惧、焦虑、抗拒心理进行引导和疏导;在当事人、法官、检察官之间发挥沟通的桥梁、纽带作用。

一般情况下,被追诉人不具备法律常识或者因其法律权利受到限制,对案件的事实基础和认罪认罚的法律后果难以有客观准确的理解和掌握,所以认罪认罚案件必须有专业律师介入。

总之,律师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律师不是赚钱的工具,而是公平正义的代言人,律师应当具备社会良知,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落实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和使命,让法治的雨露滋润更多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心田,使更多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通过律师的介入获得从宽处理和获得自由。

(二)为被追诉人争取最大利益

被追诉人牺牲了正当权利如法庭辩论程序等的利益,则就应获得相对的实体性利益,否则就不符合利益和权利的对等原则。所以应该给选择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个相应的利益。律师代理被追诉人与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以及被害方进行有效沟通,可以为被追诉人争取最大利益,包括争取在侦查阶段适用较宽和的强制措施、在审查起诉阶段获得不起诉处理、在审判阶段获得轻判以及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并最大限度地降低赔偿数额等。

在侦查阶段,律师可以提出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笔者不主张在侦查阶段适用认罪认罚制度。因为在侦查阶段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可能导致侦查机关倾向于获取被追诉人认罪口供,怠于行使调查案件事实真相的义务。但是,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向侦查机关作出自愿认罪供述。相对而言,自愿认罪的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较小,律师可以建议侦查机关适用强度较低的强制措施,以及在侦查终结所作的起诉意见书上写明建议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从宽处理。

在审判阶段,律师的有效辩护有助于获得利于被告人的判决。根据试点方案,律师可以对“认罪认罚后案件审查适用的程序”提出建议。适用不同的审查程序实际上会给案件的最终审理结果带来极大的影响。尤其是当案件可能存在实体上无罪或程序上无罪的疑点时,案件的审查程序实际上起着最后的“把关”作用。例如,当案件处于罪与非罪边缘时,有些被追诉人会选择从一般社会评价的角度认为自己犯罪,并自愿认罪以求减轻处罚,律师参与能根据案件的事实和证据情况,建议办案机关选择规则完整的普通程序严格审查案件,防止无罪的被追诉人受到刑事追究。即便律师了解到被追诉人可能存在犯罪事实,但若案件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或程序不规范等情况,且有可能根据疑罪从无或排除非法证据获得无罪开释的,律师也可以建议被追诉人放弃认罪认罚,选择无罪辩护来开脱罪名。此外,《试点办法》中还规定了:“对于认罪认罚案件,法院作出判决时,一般应当采纳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意见,但被告人不构成犯罪或者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违背意愿认罪认罚、否认指控犯罪事实、起诉指控罪名与审理认定罪名不一致及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情形除外。”这意味着生效判决作出前,案子还有变动的可能性。律师的有效辩护可以帮助法官在最后关头发现疑点,避免最终形成错案。

综上所述,认罪认罚是由律师提出的,律师在一件案件中的作用可以是至关重要的,辩护律师可以根据被告的法律行为结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向法官进行陈述,尽量为被告减轻处罚。而认罪认罚由律师提出,更好的保障了被告的利益,可以得到法律的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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