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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主播跳槽纠纷 平台天价违约金是否合理?

一月 19th, 2020  |  澳门新葡亰赌995577

□法制网记者 韩丹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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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网实习生 晏亦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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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网络主播在进行直播时会选择与经纪公司签约,大树底下好乘凉,主播抱团之后不管是平台资源还是专业培训等方面都可以提升一个档次。但不少主播法律意识淡薄,不经细审便与经纪公司签下严苛的合同,导致在最终想要推出时面临付出巨额赔偿的困境。

最近,一起主播违约纠纷案件引发舆论热议。

斗鱼直播和腾讯游戏联合发布《腾讯游戏关于直播行为规范化的公告》。

风口之上的网络直播行业进入大洗牌阶段,各直播平台间的竞争趋于白热化。而随着资本的大量涌入,这种竞争有愈演愈烈之势。

金牌艺人“刘一手”,本名丁大元,因擅自在外站进行直播,违反与广州欢聚传媒有限公司签订的《金牌艺人经纪协议》,被广州仲裁委员会裁决赔偿违约金近230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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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网络主播的争抢无疑是其中重要一环。众所周知,一个直播平台是由无数个网络主播构成,这些具有明星效应的网络主播通过其强大的粉丝粘合度,为平台带来流量、用户和消费。而在各直播平台、经纪公司划分蛋糕的博弈中,优质的网络主播显然是核心资源。

随着直播行业的快速发展,类似主播跳槽违约事件时有发生。

刘一手被法院在抖音上“催款”。

事实上,在资本力量的驱动下,优质主播甚至潜力主播早已成为各平台及经纪公司的热追对象。有业内人士指出,一方面,优质主播的稀缺加快、加大了平台间的竞争;另一方面无论是平台本身还是与之构成合作关系的经纪公司,均将留住优质或潜力主播定位为核心战略,而约束主播跳槽的法律底线便是一纸经纪合同。

业内人士认为,主播违约不仅影响直播行业的发展,还涉及诸多法律问题。

近日,主播刘一手在抖音上又火了一次。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在官方抖音号上发布“催款文案”称,刘一手因欠款两千万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此前,刘一手的老东家YY直播针对其在合约期内的违约行为申请仲裁,根据广州仲裁委员会2019年3月的裁决,刘一手应赔偿原平台违约金2300万余元。

近段时间,围绕着这纸经纪合同,不少直播平台以及经纪公司上演了一出出抢人大战,动辄上千万的违约金也频频登上热搜,成为网络爆点。南都记者了解到,无论是自带明星光环,坐拥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粉丝的大主播还是粉丝寥寥的潜力主播均受困于这纸经纪合同,成为平台和经纪公司争斗食物链的底层。

主播跳槽违约频发

刘一手欠下“千万违约金”的背后暴露出的仍是直播圈的老问题———平台猎挖、主播跳槽。南都记者从数十份2019年公开的主播违约纠纷判决书获悉,以“一口价”形式确定违约金仍十分常见,例如,若主播构成根本性违约,需承担100万元违约金;当主播违约时,经纪公司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由主播或经纪公司支付违约金3000万元。也有合同提到,若因主播方面原因在合约期内解除合同,主播应赔偿其一年内的正常月收益的10倍的违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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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赔偿成为“老赖”

主播刘一手违约欠款千万,

案例

据穂仲案字第13065号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裁决书显示,被申请人丁大元在合约期间,违反了与申请人广州欢聚传媒有限公司于2015年9月18日签订的《金牌艺人经纪协议》。

被列入失信名单

直播4月拿到2万 被公司索赔百万

裁决书显示,2017年3月25日,丁大元擅自在外站进行直播,根据《金牌艺人直播行为管理规定》,申请人对其进行“冻结当月佣金”处罚。丁大元主动向公司提供保证书,称将严格遵守协议规定直播。

6月14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在其官方抖音号上发布消息称,快手主播刘一手因欠款两千万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期限为两年。

慧慧:根本享受不到被万人追捧的感觉,其间只拿到近2万元的酬劳,现在突然要我赔100万,哪里赔得起?

之后,被申请人丁大元于2017年8月再次违反经纪协议,在外站进行直播,直至2017年9月,被申请人丁大元仍继续多次在YY平台以外的直播平台进行互联网演艺活动,构成根本违约。

刘一手的真名叫丁大元,原是与Y
Y直播平台签订了独家协议的“金牌艺人”,由于在合约期内多次违约在第三方平台开播,Y
Y直播平台对其提起仲裁。

深圳咸鱼文化公司:公司对其进行了全方位的包装和推广,推到平台前十位,一次就得上万,确实花了很大的精力和物力。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广州仲裁委员会裁决丁大元赔偿广州欢聚传媒有限公司违约金23025388.29元,补偿律师费5万元,鉴定费4000元,公证费3320元以及支付仲裁费168009元。

根据Y
Y直播平台的官方说法,丁大元与平台签订了的《金牌艺人经纪协议》属于独家协议,但其在2017年3月擅自在第三平台开播。根据《金牌艺人直播行为管理规定》,YY直播平台对丁大元作出“冻结当月佣金”的处罚,丁大元也主动向平台提交保证书,表示将严格遵守平台规定直播。

慧慧(化名)想不到,因为一纸经纪合同,自己会背上一宗索赔一百万的官司。去年,慧慧出于好奇自己在家里做起了直播,区别于游戏主播,其自称走的是聊天和才艺表演路线。

《法制日报》记者注意到,类似主播跳槽违约的事件,近年来频频发生。

2017年8月,YY直播平台发现丁大元再次在外站开播,直至2017年9月,共有多次违约开播行为。YY直播平台认为,丁大元的这一行为对金牌艺人直播管理秩序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在对其作出清零已经冻结的佣金、回收频道等处罚之外,还对刘一手提出仲裁。

包装成网红?现实很残酷

今年1月,熊猫直播公开称,主播刘万鑫违约跳槽至第三方平台,要求3000万元赔偿。

2019年3月,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裁决刘一手向YY直播平台赔偿违约金2300万余元。南都记者从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上获悉,刘一手当前的履行情况为“全部未履行”。

直播一段时间后,去年7月,深圳一家名为咸鱼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经纪公司找到了她,说我有潜力,让我去他们公司。慧慧说,对方表示,去专业经纪公司,能获得推广以及培训等直播资源,说不定经过推广和包装,就能成为网红。

同月,斗鱼直播平台所属公司与知名主播曹海发生合同纠纷,斗鱼直播平台所属公司除要求法院判令曹海继续在斗鱼平台进行直播外,还需向斗鱼平台所属公司支付违约金约1.5亿元。

6月14日晚,主播刘一手在其新浪微博回应此事称,“我承认我有2300万的外债”,并表示自己与原直播平台一直在协调。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慧慧很快到这家经纪公司面试,并顺利通过。随后,慧慧在公司经纪人的指引下签订了一份艺人独家经纪合同,合同期限为3年。

去年11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通过官方微信号披露了游戏主播“嗨氏”与虎牙直播合同纠纷案的终审判决,“嗨氏”将为自己的跳槽行为付出4900万元违约金。

主播“跳槽纠纷”不断,

南都记者看到,这份合同的开头部分注明,本合同系依照《合同法》的规定构成甲乙双方之间的演艺经纪合同关系,不构成《劳动法》上的劳动合同关系。慧慧表示,公司共布置了10多个直播间,在与公司签订完合同后,由公司统一到火山直播上申请了直播间。

此前还出现过,YY金牌主播仙洋违约跳槽被判赔偿违约金817万元;主播“张大仙”从企鹅电竞跳槽到斗鱼被判340万元等违约事件。

平台联合发布规范公告

慧慧称,按照相关协议,其与公司之间直播分成为保底薪酬+礼物打赏的形式,而这也与直播时间挂钩,比如我选择一个月直播90个小时,那保底就是3000元,再加上打赏的钱。双方的经纪合同也证实了这一说法,合同规定,礼物打赏中慧慧能分到30%,经纪公司分到20%,剩余的便归直播平台方。

不过,不少违约跳槽的主播因无法偿还违约金成为“老赖”。

主播刘一手遇到情况并非行业首例。

慧慧表示,自己的排班是在晚上时段,每天晚饭前后,便得到公司化妆,经过一系列的调试,正式上播。由于自己本身并没有庞大的粉丝群,在直播间里,慧慧根本享受不到被万人追捧的感觉,去了之后就是和弹幕聊天,跟粉丝互动,唱唱歌什么的,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有时也挺无聊,因为根本没多少人互动。

去年1月,触手主播“入江闪闪”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于虎牙开展直播,被法院强制执行后列为“老赖”。主播“嗨氏”也因无法偿还4900万元违约金,被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加入失信人员黑名单。

2018年8月中旬,触手直播平台发布公告称,原触手主播“入江闪闪”因拒不履行违约承诺并支付违约金2272019元,被司法拘留15日并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因怀孕协商终止直播未果

门槛偏低素质不一

同年9月下旬,“入江闪闪”发布视频解释了其违约金的构成,称“无良平台套路多”,并表示其已经委托律师向法院提交了案件“执行异议”申请,认为蓝博公司隐瞒事实真相,误导法院判断,此前针对其本人的15日司法拘留是完全的错误行为。

其表示,在公司直播4个多月后,由于当时怀孕,孕吐反应明显,当时就不想播了,一坐好几个小时,对宝宝也不好。此外,其透露,许多粉丝喜欢单身年轻好看的女主播,如果粉丝发现女主播怀孕了,很容易失去兴趣。

影响市场良性竞争

2017年,以张大仙、嗨氏、韦神等为代表的各大直播平台的头部主播频频传出跳槽消息,“违约诉讼”也成了主播和平台权益斗争中的必走流程。

接连的孕吐反应后,慧慧还到医院做了体检,显示为早孕、先兆流产。为了让胎儿平安,其便与公司经纪人交涉,希望不再进行直播了,开始说的挺好,后来说不能解约,这是经纪合同,单方违约要按合同条款进行赔偿。

中国传媒大学政法学院法律系副主任郑宁分析称,主播违约通常是指主播违反其与直播平台签订的独家直播条款,即未经签约直播平台同意,主播不能到签约平台以外的平台从事直播业务。直播平台或经纪公司和主播之间签订的合作协议往往不属于劳动合同,平台或经纪公司和主播之间也并非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故不适用劳动法规定。

触手直播平台首席营销官杨淑玉向南都记者介绍了平台在处理此类纠纷时的难处,称大部分主播跳槽后都会拒绝与原平台沟通,这对原先的直播平台、经纪公司等都会造成很大的困扰与损失。“主播往往经不起诱惑选择跳槽,但往往不少主播跳槽后发现平台当初给予的承诺没有完全兑现,人气也大不如从前。很多案例表明主播在跳槽后会出现水土不服、热度不断下降的情况。”

双方合同约定,若因乙方(即慧慧)原因给甲方和合作方造成损失的,乙方应支付违约金100万元,并赔偿甲方的直接或间接损失。慧慧与公司多次协商未果,双方最终不欢而散。

郑宁说,经纪公司或直播平台与主播签订的合同通常情况下都会约定独家直播条款并规定违约责任。合同一旦订立就会发生法律效力,对主播和直播平台或经纪公司均有法律约束力,主播必须遵守。主播单方面解约,平台有权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

“竞争平台会以高额收入作为利诱,或许诺帮助主播解决违约的法律风险等持续动摇主播,主播如果缺乏足够的法律意识,就容易动违约的心思。”根据B站法务人士的说法,主播跳槽不但会使平台前期对主播的培养、投入归零,随意跳槽也会影响其他主播对契约精神的理解,最终造成行业的混乱无序。

慧慧提供的相关材料显示,深圳咸鱼文化传媒公司向慧慧发布解除经纪合同通知书称,合同签订后,慧慧自去年11月27日起未能严格履行合同义务,书面通知解除经纪合同,并保留追究违约责任的诉讼权利。而慧慧则表示,自己与公司应属于劳动关系,按月发薪酬,有规章制度,还有考勤制度。在公司发出解除经纪合同通知后,慧慧亦委托律师向公司发出了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

上海律师王艳辉分析称,网络主播目前属于一个新兴产业,因为处于快速发展过程中,所以相关的法律法规还没有完全适应行业的发展。而且因为网络主播的门槛较低,从业人员的素质也呈现良莠不齐的状况,因此会发生许多违约情况。另外,由于网络的特殊性和开放性,在履行合约的过程中也会出现监管困难的现象。

2019年2月,斗鱼直播和腾讯游戏联合发布了《腾讯游戏关于直播行为规范化的公告》,公告中列举了在腾讯所运营游戏的直播中严禁出现的几种不良行为,包括“不遵守契约精神,合约期内无故单方面解约或与第三方签署影响合约正常履行的其他协议”。公告还提到,希望通过全行业的努力,达成共识。

公司做推广一次就上万

“有些主播在签约时,甚至不能完全理解合约对于自身的限制程度。我建议,主播在签约过程中应当咨询专业的法律人士,争取相对平等的合同条款,并且根据自身的情况审查合同是否适合个人。在签约后,主播应当严格按照合同履行自身的义务,一旦发生状况,也应当尽量与经纪公司和平台协商,减少自身的损失,也保障经纪公司和平台的合法利益。”王艳辉说。

常见“一口价”定违约金,

一番争论之后,公司一纸讼状将慧慧告到了法院,公司请求法院判令慧慧支付违约金100万元。慧慧表示,自己在公司直播4个多月,其间只拿到近2万元的酬劳,现在突然要我赔100万,哪里赔得起?

为什么会频繁出现主播跳槽甚至违约的现象呢?

要求主播返还全部收益

南都记者通过工商备案信息发现,咸鱼文化传媒公司注册时间为去年2月份,注册地址位于罗湖区永通大厦。而该司官网则显示,该司地址位于八卦岭八卦一路上。上周四下午,南都记者来到该司官网所在八卦一路了解情况。

郑宁直言,主播频繁违约跳槽的原因与网络直播的运营及盈利模式密不可分,观看直播的公众通过打赏方式给主播以及直播平台带来可观收入,是高额利益驱使。一些主播要么试图凭借自己的粉丝资源和超高流量在多个平台多重变现,要么选择直接跳槽换平台,出于对未来收入增加的“积极”预判,即使面临高额罚款的代价,仍然铤而走险。或许跳槽会在短时间内为主播增加收入,但从长远来看,违约跳槽举动不但伤害了平台方利益,引发高额赔偿金,也会对主播自身的形象和个人发展带来不良影响。

除了涉及头部主播的“千万违约金跳槽纠纷”之外,中小主播同样会和直播平台或经纪公司因合同问题闹上法院。

南都记者看到,该司是由旧厂房改造而成,门口放着一个招募主播的宣传牌。值得一提的是,在南都记者采访时,不时有年轻女性到该司试镜。

而关于具体的不良影响,郑宁认为,主播在借助直播平台的知名度、用户基数以及推广、技术服务资源成名后,本应继续履行合同,但其在合同期内违约到其他平台进行直播,这种行为不仅会使原平台付出的推广、服务资源化为泡影,也会造成原平台用户流失。而用户是互联网的价值所在,用户流失直接会影响互联网企业的收益及价值,还会造成原平台的预期分成收益无法实现,造成其他直播平台与原平台的不正当竞争。从长远来看,这将对直播市场的良性竞争产生恶劣影响。

南都记者梳理了数十份2019年公开的主播违约纠纷案判决书,发现平台或经纪公司起诉主播的主要原因通常有两个:一个是主播在签订独家合同的情况下到第三方平台开播,另一个是主播在合约期内未按要求开播或单方面终止协议。平台或经纪公司提出的索赔要求中除了违约金之外,还有要求主播返还收益或支付其可预见的损失。

据咸鱼文化传媒公司一名负责人表示,公司目前共有上百名主播,慧慧是公司较早的一批主播,而她表现也不错,算是比较有潜力的主播,她算不上很漂亮的,但确实粉丝缘比较好,刚来第一个月就有好几千的礼物收入。

有业内人士称,主播违约面临高额赔偿的背后,往往是经纪公司或者平台对主播培养和宣传推广的支出,除了经纪公司或平台的资源支持外,有些平台还会给主播争取电视台等影视资源,扩大影响力,付出了很多资金和资源。

南都记者注意到,以“一口价”形式确定的违约金也十分常见。有经纪公司在合同中提到,若主播不经允许在其他平台开播,公司有权取消其艺人资格并要求其支付10万元违约金。另有经纪公司提到如乙方构成根本性违约,需承担100万元违约金,还要返还甲方已为乙方进行包装、培训、推广等所有投入的费用。还有平台要求当主播违约时,经纪公司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由主播或经纪公司支付违约金3000万元。

其表示,慧慧直播期间,公司对其进行了全方位的包装和推广,推到平台前十位,一次就得上万,确实花了很大的精力和物力。至于慧慧自称怀孕的情况,其介绍,考虑到慧慧身体情况,公司让她休息了半个月,平台那边一直催问,她怎么不播了,我们也是顶着压力的。而且也和她协商说,可以把合同顺延,休息一段时间再播也行,但她也没有采纳这个。

平台经纪个人配合

此外,也有主播合同会以主播的收益作为确定违约金的基数,如有合同的“违约责任”提到,若因乙方原因在合约期内解除合同,乙方应向甲方赔偿20万元并承担违约金,违约金以乙方一年内的正常月收益的10倍进行赔偿。

该名负责人表示,与慧慧协商无果,公司法务部按照正常程序进行民事诉讼,近期案件便会开庭。

共同努力达到三赢

主播年收入12万,平台索赔540万;主播年收入46万,平台索赔600万……在一些判例中,主播往往会被平台或经济公司索赔其收入数倍甚至十倍以上的违约金。“索赔金额与主播实际收入的倍数问题一般源于双方此前在直播合同中的约定,这是设定违约金的一种方式。唯一需要考量的是按这种约定方式计算出的违约金数额是否合理、合法。”据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许永盛介绍,由于我国目前还是以补偿性的违约金制度为基础。因此,无论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是主播实际收入的多少倍,一般不超过给守约方造成损失的30%都是合理的。所以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认定守约方的损失额度,这将直接关系到赔偿金的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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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直播平台、经纪公司和主播这三者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现在越来越多的裁判从契约自由的角度,倾向于接受合同对违约金的直接约定,而不过多考量实际损失。尤其是此类新业态,依照传统标准无法准确进行损失固定时,裁判者更愿意接受合同的直接约定。”许永盛表示,网络平台在举证实际损失时有一定的困难。违约金的确定需要充分考查守约的一方因违约行为可能遭受的损失,包括可期待利益损失。

案例

郑宁对记者说,网络主播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经纪公司安排在网络平台直播,另一类是直接和网络平台签订合同。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网络主播和经纪公司、网络平台之间的关系如何定位,争议点在于网络主播与经纪公司、网络平台之间是否形成劳动关系。

主播指合约不对等、欠薪,

95后女主播解约后

郑宁认为,根据目前涉及网络主播的判决和裁定分析,虽然法院对于两者之间关系认定的结果并不统一,但基本上是根据现行法律规定中劳动关系的“从属性”及人身依附关系认定标准进行,即强调用人单位是否有管理指挥权,工资的取得方式、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等因素。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法院倾向于认定网络主播与经纪公司或平台之间是合作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

有经纪公司收20万元履约保证金

遭公司反诉索赔50万元

在王艳辉看来,想要推出一个成功的网络主播,需要主播个人、经纪公司和平台相互配合。经纪公司需要给予主播相应的资源和培训,平台需要给予主播相应的技术支持以及流量支持,主播通过个人的作品为经纪公司和平台创造流量及利润,因此三者是互惠互利、相互依存的关系。

“大小主播都可能遭遇欠薪的情况,这也是部分主播选择跳槽的一个原因。很多主播去大平台就是出于稳定的考虑,也许在小平台拿的钱多,但是大平台整体流量大,不容易过气。”主播王稳健曾向南都记者表示,选择平台时钱多钱少是次要的,发展前景是主要考量之一。

箐箐:算下来,我每天完成直播任务,收到打赏,一个月分到手上也才几千元,和之前没什么区别。

“在合约签订后,三方均应履行自身义务,经纪公司和平台应尽可能地为主播提供更好的平台和资源,而主播也应利用资源为自身和平台创收,三方共同努力达到共赢的效果。如果合同目的能够完全实现,违约情形就会减少。”王艳辉说。

为了进一步了解主播的薪酬情况,南都记者分析了随机查询到的100条主播招聘信息,以了解主播的薪酬构成和区间。主播的薪酬通常由底薪、提成、补贴、奖金几部分构成,起薪为3000元至35000元不等。其中,3000元起薪的占比约10%,5000元至6000元区间的起薪占比过半,8000元及过万的较为少见,此类招聘中挑选条件也更严格。

深圳环亚互动娱乐公司:是她先告我们公司,我们才进行反诉的,我们的投入因为她单方面违约造成损失,她肯定要去承担相应责任。

那么应当如何减少此类违约事件发生?郑宁建议,于平台而言,应避免高价挖人,回归良性竞争,要创新直播内容和模式,提升造星能力,增强合规内容的影响力;于经纪机构而言,要为主播提供系统完善的专业培训和装备,注重主播培训和拓展粉丝源,为旗下的主播集合资源让其发展起来;于主播而言,在选择直播平台前,先看清合同里的所有条款,合同签订后应认真遵循合约规定,恪守契约精神,正式到期后才能转换平台,如果未到期,主播应积极与平台沟通,协商妥善的处理方法,避免因违约造成巨额经济赔偿和面临的法律风险。

在《独家合同》中,主播每月的开播次数、时长、税前收入、其他收益分成等内容都会有明确规定。如每个月的直播天数不得少于28天、每个月的直播总时长不得少于224小时、主播为平台创造的收益减去相关的税费后,以40%-60%的比例进行发放。

去年6月份,1996年出生的箐箐与深圳一家经纪公司签订了协议。与慧慧相同,箐箐同样先是自己在家直播,后被经纪公司相中,双方签订艺人独家经纪合同。

2018年4月,女主播文娜经他人介绍到了徐州一家传媒有限公司做主播。2018年6月,文娜在一次下播后与公司管理人员发生冲突,并在当天向公司负责人提出辞职。之后,公司将文娜诉至法院并索赔18万元,并表示他们与文娜签订了五年的主播艺人合作协议,但文娜突然离开未给出任何回应,构成根本违约。

签约前后公司态度差别大

文娜在诉讼中表示,双方在签约及履行协议的过程中均存在不对等的条件,公司没有对她进行过化妆、包装、培训的行为,发放工资也不及时。合约还提到一点,主播需提前向公司缴纳20万元履约保证金,如主播未在签约时缴纳,公司会从其每月收益中计取5%,直至达到此数额为止。

箐箐表示,其自己在家做直播已有一段时间了,不仅自己将家里进行了设计和布置,还自费购买了价值不菲的直播器械,比如专业的麦、电脑还有灯光等等。

法院经审理认定文娜构成违约,以其无故停播前一个月的收入为基数,计算了其擅自离开的六个月应支付的赔偿额,总共为70998元。

箐箐表示,在与深圳环亚互动娱乐传媒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前后,公司的态度差别很大,没签的时候,感觉就是哄着我,说给我好好包装一下,签完合同后,公司那边就说不能离职,要不就告违约。箐箐表示,签完合同后,此前公司经纪人承诺的包装及推广并没有实质性的帮助,就请了一个声乐还是舞蹈的老师过去讲了下,也没有系统性的教学计划。

“主播跳槽表明违约收益大于违约金,

与慧慧的经纪公司要求不同的是,箐箐不用到公司,自己在家直播并做好记录就行,比如我开播了,就把直播截图画面发到艺人微信群里就行了,然后公司每天会有专人监控直播,晚上出一个直播数据。

应对其行为负责”

每天仅200多元礼物打赏

像文娜一样,在诉讼中提到平台未按照承诺按时支付薪酬或利用强势地位签订了不平等条约的主播并不少见。

箐箐提供的相关资料显示,这些直播数据包含平台方名称、主播昵称、直播时长、粉丝变动以及礼物收入等。以去年6月某一天直播数据为例,当天箐箐直播了1.8个小时,粉丝变动数为40个,礼物收入为283.6元。此外,根据上述表格,当天礼物收入最高的主播有15000多元,而她仅仅直播了4个小时。

但也有法院在判决书中指出,主播不顾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转到与原平台有竞争关系的其他平台进行直播,则表明主播自己预计的违约收益仍大于违约金。在一般情况下,主播离开一个直播平台去签约新平台,其年合作酬金都会有所增长。因此,在平台无法举证其实际损失的情况下,法院会根据主播可能获得的最低收益,即双方约定的年酬金作为违约金计算基准。

箐箐表示,自己没有公司大主播的粉丝群,给自己刷礼物或者进入直播间聊天的大多是现实中的朋友,一般都是直播几个小时,朋友过来照顾一下捧捧场。在与公司签订合同之后的10多天里,箐箐平均每天也仅有200多元的礼物打赏,这非常少了,算下来,我每天完成直播任务,收到打赏,一个月分到手上也才几千块钱,和之前没什么区别。

“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并对自己的事务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许永盛表示,有主播在抗辩理由中会提到自己属于弱势一方,对于合同没有主导权,或者签约时没有真正理解合同条款,但这些因素不能作为主播违约的理由。

签合同10多天便提解约

在主播与平台或经济公司签订的协议中有多种类型,例如“直播合作协议”、“直播独家服务协议”、“游戏解说合作协议”、“游戏主播独家合作协议”等等。许永盛表示,虽然协议名称和类型不同,但合同主要可根据其实质内容分为三类:涉及第三方为主播与平台提供经纪服务的有关约定的“经纪约”;关于主播为平台提供直播服务的协议约定“直播约”;同时包含有经纪约和直播约内容的综合约定“混合约”。

签订合同仅仅10多天后,箐箐便与公司经纪人提出欲解除合同,一来我男朋友不喜欢我直播,二来公司的态度还有之前的承诺都达不到我的预期。

“从目前的案例看,绝大多数案件没有将主播与平台认定为劳动关系,但究竟为何种合同关系,我个人认为还是要根据具体的合同条款确定合同关系的性质。”许永盛说。

同样与公司协商无果后,箐箐选择走法律途径,其聘请了律师希望能与公司解除合同。之后,公司一张反诉状同样递交至法庭,反诉状显示,去年6月8日,公司与箐箐签订艺人独家经纪合同,约定合作期限为3年。合同签署后,公司积极履行合同约定,投入大量资源为箐箐进行市场推广,包括建立艺人档案,优化个人资料,录制才艺视频,拍艺术照以及晋级培训和提供对外宣传策划方案等。

“主播的平台收益与违约金的金额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但不一定体现为严格的正相关。如果一个主播本身收益不大,却被要求承担完全不成比例的违约金,我认为这种损失就可能超出了违约方当时能够预见的损失,其合理性就需要结合举证责任的分配进一步认定。”许永盛称,衡量平台索赔金额是否合理和裁判者的自由裁量和举证责任分配有着重大关联,“这也是为什么这一类合同纠纷案件的裁判标准不统一的根源所在。”

反诉状表示,箐箐自去年7月份开始单方面停止网络直播或直播时长不符合合同规定,之后还单方面解除合同。据此,请求判令箐箐向公司支付违约金50万元。

采写:南都记者 秦楚乔

箐箐表示,此案目前已经开庭,但并未当庭宣判,法官要求反诉人即公司提供相关证明,证明确实在我身上花了那么多钱。其表示,自己在公司并没有得到多大的关照,跟公司直播还不如我自己直播赚得多。

如果不播公司便与平台违约了

对此,深圳环亚互娱公司一名负责人表示,箐箐并非是该公司员工,而是公司签约合作的艺人,她自己做直播并不用来公司,在家直播就行。其表示,签完合同不到半个月的时间,箐箐便单方面终止了协议,这期间公司花了大量精力和物力对她进行包装,还给她打造了专属的直播间。此外,其表示公司方还与直播平台签署了相关协议,若是某个网络主播突然不播了,公司便与直播平台方违约了。

上述负责人表示,至于对其进行反诉赔偿50万元系公司主张自己的权利,是她先告我们公司,我们才进行反诉的,我们的投入因为她单方面违约造成损失,她肯定要去承担相应责任。其透露,包括劳动部门以及街道办在内的有关部门均已经介入此事,但对此事,有关政府部门也没有说什么。一切按照法院判决为准。

经纪公司:

不少网络主播缺乏契约精神

无论对于经纪公司还是网络主播,想要红没那么快,而且也要靠机遇和运气。

伴着网络直播的热潮,网络主播成为近些年最为炙手可热的职业。而南都记者了解到,网络直播行业中,违约并非新鲜事,无论是坐拥庞大粉丝社群的大主播还是试试水的小主播,都受困于一纸合同。而这些违约事件的背后,更多的来自平台方之间的竞争,而网络主播则是这种竞争食物链的底层。近段时间,不少拥有大量粉丝的游戏主播被平台方以违约之名告上法庭,并被判决赔偿高达千万级别的违约金。拥有海量粉丝的炉石传说游戏主播王涛涛(直播昵称会长)便被原平台方武汉斗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告上法庭。法院认为,王涛涛在协议履行期内不履行在斗鱼公司平台的直播义务,到虎牙直播平台进行直播,其行为违反合同约定,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最终判决王涛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武汉斗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赔偿经济损失9365645元,上海禾雪文化传播工作室对王涛涛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针对愈演愈烈的网络主播违约潮,深圳一家网络直播经纪公司负责人介绍,在全国范围内,网络主播违约的情况并不少见,无论是从一个平台跳槽至另一个平台,还是单方面与经纪公司违约,这暴露出不少网络主播缺乏相关契约精神。

其表示,一般来说,正规的经纪公司如果与艺人签约,会提前告知合同条款以及双方应该履行的职责,这是一个前置性条件,做到双方都认可。其表示,签下艺人后,经纪公司会对艺人进行全方位的打造,包括对外宣传或者外在形象以及网络主播的内在,比如学会更多的才艺,构建自己的粉丝社群,每天监控直播及流量变化,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

其表示,目前对于潜力主播或者小主播而言,他们和经纪公司与直播平台三方并没有三方协议,而是两两签订协议,如果一方违约,牵动的是三方的利益。其表示,对于一个签约网络主播的培养是长期的,所以无论对于经纪公司还是网络主播,想要红没那么快,而且也要靠机遇和运气。

上述负责人表示,当然直播行业鱼龙混杂,也会有一些经纪公司打着招收艺人的旗号,与网络主播签署不平等协议,不少年轻主播缺乏社会经验和基本的法律知识,让经纪公司一吓就想着拿个几万元进行私了。

分析人士:

主播处于各平台竞争食物链底层

网络主播的违约潮的背后,更多的还是牵扯到了平台方或者经纪公司的利益。

一名直播行业的资深分析人士表示,网络主播的违约潮的背后,更多的还是牵扯到了平台方或者经纪公司的利益。其表示,通俗来讲,对于一般的经纪公司而言,与网络主播签约更看重的是量,比如一个经纪公司签下几百个艺人,合同期限在3年以上,不可能每个都打造成网红,就需要由量变引申为质变,将这些主播统一或者差异化培训后分派到不同的直播平台,属于是广撒网策略。

其表示,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有网络主播不想播了,而使经纪公司的相关规划被迫做出调整,比如经纪公司推热门,上头条之类的,如果主播不播了,经纪公司对直播平台而言就是违约。此外,各经纪公司为了争得一个已经质变的主播往往会进行叫价式的竞争。当然经纪公司鱼龙混杂,签约之前最好还是咨询下专业律师。

此外,对于直播平台方而言,更为看重的是已经完成质变的成熟主播。分析人士表示,对于成熟主播的竞争更为赤裸,往往对成熟主播基本都是私下协商后,与原平台解约然后跳槽。其认为,这种直接竞争中,主播便是摆上台面的商品,处于各直播平台竞争食物链的底层,对这些主播来说,如果违约除了经济上的损失,还有其他层面的。比如,粉丝社群需要有强大的粘合度,换平台显然会损失掉部分粉丝,同时自己也会因为违约而信誉受损。

说法

主播与经纪公司属劳务而非劳动关系

针对上述案例,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毛鹏律师认为,从上述情况看,应该认定主播与经纪公司之间属于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首先,双方签署的是经纪合同而非劳动合同,没有订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其次,双方在合同中虽然约定了合作期间、收益分成方式等事项,但却没有对直播的时间、地点和内容进行具体约定,主播自主权还是非常大,这也表明双方实际是松散的合作关系而非劳动管理关系;此外,双方最终收入的来源都是基于观众的打赏,并非经纪公司的工资,双方充其量只是合伙对外展示,根据播放效果和观众满意度收取不确定的收益。因此,应认定双方属于劳务合作关系。

遭高额索赔可向法院申请适当减少违约金

针对部分主播签订合同后因为违约面临高额索赔的问题,毛鹏律师认为:上述情况,要从正反两个方面看。首先,主播作为成年人,在签订合同时,自己有义务和责任仔细阅读合同内容,看清楚与自己有关的权利义务尤其是违约责任,如果主播认为合同内容显失公平,可以主张修改合同内容或者不签订合同,如果主播在签订合同的情况下,因为自身违约,经纪公司当然有权依据合同提出索赔。当然,主播在面临经纪公司索赔时,如果认为经纪公司确实对自己前期的投入较少,违约金金额过分高于实际损失金额,当事人可以依据《合同法》第114条规定,依法申请法院对违约金予以适当减少,当然最终能否减少以及具体减少比例,由法官依据具体情况进行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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