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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有货”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之定性

一月 18th, 2020  |  澳门新葡亰首页

姚龙兵

律师简介:李铁祥律师:宜昌前检察官,湖北民基律师事务所刑事部主任。从事法律工作20多年,深刻了解公检法办案流程职业思维价值取向,以尽心尽职尽责为办案风格,专攻各地刑事案件。

2016年11月16日,《人民法院报》刊登了笔者“如何解读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虚开’”一文。2018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保护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典型案例,其中有被告人张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无罪一案。“虚开一文”和案例都坚持了主客观相统一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之实行行为进行了目的性限缩,将该罪的“虚开”范围限定为以骗取税款为目的的行为,而将不具有该特定目的的“虚开”行为排除在本罪实行行为之外。上述观点,在实务界引起了一定反响:有的质疑“虚开一文”的观点和案例的结论是对刑法第二百零五条之曲解,是司法权对立法权的僭越,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背离;有的曲解文义,认为“虚开一文”和案例均表达了只要有真实交易——即便是从第三方获取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均不构成犯罪。针对围绕“虚开一文”和案例的争议,笔者拟在坚持之前观点的基础上,专门就“有货虚开”行为进行探讨,以进一步明确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之“虚开”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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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虚开一文”和案例观点都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虚开”行为限定为基于骗取税款的特定目的,但能否由此得出“有货虚开”行为就肯定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甚至无罪的结论呢?显然不能。因为无论是从逻辑上,还是在客观现实中,行为人是否有骗取税款的目的,与有无真实交易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换言之,无货交易的行为人也可能基于贷款、融资等不以骗取税款的目的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对这种“虚开”我们认为不构成本罪;有货交易的行为人,完全可能打着有真实交易的幌子,通过虚开骗取税款,从而构成本罪。“有货虚开”,也包括不以骗取税款为目的和以骗取税款为目的两种。对这两种行为的法律性质,要根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分别对待——对前一种不以本罪论处,对后一种则不能因其系“有货”而就认为不能构成本罪。

李铁祥律师微信:Ltx842317834;新浪微博:@李铁祥宜昌刑事律师

由于“虚开”的目的差别很大,根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在法律上的评价也差别巨大。对于不以骗取税款为目的的“有货虚开”行为,还要进一步区分情况,对行为的法律性质进行界定:对于符合国家税务总局2014年第39号公告规定的行为类型,因其本质上是一种法律允许的行为,就不能冠以“虚开”之名。对这种行为,税务行政机关已经明确排除了其行政违法性,而对于刑法中以违反行政法律法规为前提的行政犯来说,该行为自然丧失了构成刑事犯罪的刑事违法性;就本质来说,这种行为也确实不具有作为犯罪最本质特征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因而,这种被行政法认可的行为当然不可能构成犯罪。前述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张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张某以他人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合同,以该他人公司名义收取货款、开具发票,实际加工劳务由其本人完成,交易产生的税款由开票公司扣除、缴纳,其本人与该他人公司之间存在事实上的挂靠关系。因此,张某的行为主观上不具有骗取税款之目的,客观上也不会造成国家增值税款的损失,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完全符合国家税务总局有关部门对2014年第39号公告解读的情形。而且,同类行为在现实社会中也普遍存在。由此,法院认为张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不是仅仅基于有真实交易这一形式性的因素,仍是基于本罪的构成要件,基于对本罪危害性的实质把握。对于不符合行政法律法规,虽不具有骗取税款之目的,但系出于逃税、骗取贷款等其他非法目的的“有货虚开”行为,不能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论处,但可能构成逃税罪、骗取贷款罪等其他犯罪。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有真实交易,与行为人是否有骗取国家税款的目的之间并无必然关联。有真实交易,并不意味着行为人当然不具有骗取税款的目的,也不能必然得出基于真实交易的“虚开”行为,客观上就不可能造成国家增值税款被骗的实际危害结果发生的结论。换言之,行为人基于真实交易行为进行虚开的,也可能实现骗取国家税款的目的。增值税是对货物和服务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流转税。只有在进项中缴纳了增值税的交易主体,才享有在销项中抵扣的权利。如果行为人在真实交易中没有缴纳增值税——如在进项中以不开具进项发票的低价交易,则国家并未基于该真实交易而征收到相应税款,这种情形下如果行为人在交易后以从第三方获取的发票进行抵扣,就将造成国家增值税税款损失。只有行为人在真实交易环节缴纳了增值税,并且根据法律规定不属于不应抵扣情形的,此时行为人才有向国家税务机关申请抵扣税款的权利,国家亦才有对行为人进行抵扣的义务,行为人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行为才不存在骗取税款之目的。换言之,行为人向国家申报抵扣税款的前提有二:一是行为人在上一交易环节缴纳了增值税,即国家从该交易的增值部分征收到增值税;二是行为人依照法律规定享有抵扣的权利。这两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

 
 本辩护人通过会见被告人黄某某,查阅本案卷宗,并通过参加刚才的法庭事实调查,现就本案的定性、社会危害性等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行为人已经缴纳税款是其申请抵扣税款的前提。有缴才能抵,没有缴税就不可能抵税。以实践中的实物交易为例。实践中,一些单位或个人在购进货物时,与销售方约定以不需要发票作为交易条件,以所谓不含税的低价购进货物,之后购货方又从第三方获取进项发票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以“降低成本”。这种情形因购货方在购买环节没有缴税,故其不能享有抵扣的权利,其以从第三方取得的发票——大多是购买发票,向国家申请抵扣税款,本质上是以套取国家增值税款的方式降低自己的成本,是将自己的交易成本部分转嫁给国家承担的行为,与无货虚开的利用增值税专用发票套取国家税款的行为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对这种行为当然应认定为骗取国家税款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如A装饰公司在对外经营过程中,从不具有开票资格的个体户B处以较低价格购买建材黄沙若干。之后,A公司以从B处购进的黄沙没有取得进项票不能抵扣,增加了公司经营成本为由,为“降低成本”,又从与B无关联的第三方C公司处以支付5%的“税点”名义,取得与从B处购沙款等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到税务机关申报抵扣。本案中,A从B处确实购买了建筑材料黄沙,即有真实的货物交易,A到税务机关抵扣的发票金额也与其从B处购买的黄沙金额相等,但不能以有真实交易就否认A这种行为的虚开性质,更不能认为是合法行为。A的行为仍然属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违法犯罪行为。因为A在购买黄沙时,支付给B的货款中并不包含增值税款,即A并没有在该笔真实交易中向税务机关缴纳增值税,基于没有缴纳就无权申请抵扣,A当然不能基于该交易申请抵扣税款。另外,对A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追究刑事责任时,其犯罪数额应该以其拟抵扣的税款数额计算,而不应扣除所谓的“开票费”或“税点”,因为该“开票费”“税点”系其违法犯罪的成本,不应予以扣除。

  本辩护人认为,被告人黄某某的行为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行为人依法享有抵扣税款的权利,是申请抵扣的又一前提条件。行为人依法享有抵扣税款权利,是基于其实际缴纳了税款,即先承担税负,后依法抵扣,避免重复征收。因此,行为人不能将他人已经负担的税收而以自己名义向税务机关申请抵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向消费者个人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适用免税规定,以及小规模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的,不能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从而不得进行申报抵扣税款。实践中,一些不法分子将有真实货物交易但不能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交易,通过移花接木式的手段,将自己与该交易关联上,规避增值税暂行条例的上述规定,通过不法手段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向国家申请抵扣,骗取国家增值税款,这种行为也系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违法犯罪行为。

主要的理由是:

综上,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虚开进行阐释,要立足于虚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这个根本,根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既要区分不同性质的“虚开”行为社会危害性之差异,而不机械套用法条;也不能客观归责——对没有造成增值税款损失就一概认为不构成犯罪的观点,放纵了对某些虚开犯罪行为的打击;更不能从张某案中得出“有货虚开就不构成犯罪”的武断结论。判断是否属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行为,不能基于“有货”“无货”这个标准,“有货”的“虚开”也可构成本罪;“无货”的“虚开”,如果不是为了骗取税款的目的,也不能以本罪论处。

  一、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须以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税款为目的主观意图,否则不构成本罪。

  (一)刑法学泰斗、北大法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陈兴良教授及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参考》刊载的《被告人芦才兴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案》肯定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是目的犯。

  对于构成虚开增值税发票罪是否以偷、骗税为目的,如果没有上述目的,是否构成犯罪?单从刑法第205条条文上的理解,就会得出只要行为人实施了虚开增值税发票的行为,不管其主观意图是为了偷税、骗税或其他目的,客观行为上是否已经完成了骗税或抵扣税款的行为,都构成虚开增值专用发票罪。持此观点是对“虚开”行为属于行为犯的一种简单的字面上的理解。

刑法学泰斗、北大法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陈兴良教授对于该罪属于行为犯作了精彩阐述,他认为行为犯里面又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单纯的行为犯;另一种是短缩的行为犯。这种短缩的行为犯涉及两个行为:一个是法定的行为,即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行为,无该行为不构成犯罪;第二个是附带的行为,即构成该罪并非一定有该行为,但实施了该行为仍属于该罪的情形。

对于法定的行为和附带的行为,刑法并不要求行为人都需要完成这两个行为才构成犯罪,只要实施其中一个即可构成犯罪。但是,主观上需要具有实施第二个行为(即附带行为)的目的。因此缩短的行为犯是目的犯的一种情形,目的犯的另一种情形是断绝的结果犯。在刑法理论上,目的犯可分为法定目的犯和非法定目的犯。刑法第205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刑法对以骗取税款为目的并无明文规定。但陈兴良教授认为虚开增值税发票是目的犯,应界定为非法定的目的犯,即虚开是法定行为犯,但构罪需要具有实施骗税的目的。从最高人民法院编印的《刑事审判参考》(2002年版第三卷。下册)中选登的《被告人芦才兴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案例》的一二审法院的裁判理由来看,已证实了虚开增值税发票是目的犯成立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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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辩护人认为,从最高人民法院编印的《刑事审判参考》选登的被告人芦才兴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案可以引申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行为人即使实施了虚开的行为,如果主观上没有抵扣税款的意图的,不构成本罪。(被告人芦才兴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案例附后)

  (二)、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明楷教授认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属于抽象的危险犯,司法机关应以一般的经济运行方式为根据判断是否具有骗取国家税款的可能性。如果虚开、代kai增值税等发票的行为根本不具有骗取国家税款的可能性,则不宜认定为本罪。例如,甲、乙双方以相同数额相互为对方虚开增值税发票,并且已按规定缴纳税款,不具有骗取国家税款的主观目的与现实可能的,不宜认定本罪。再如,代kai的发票有实际经营活动相对应,没有而且不可能骗取国家税款的,也不宜认定为本罪。(张明楷教授《刑法学》第3版,第613页,法律出版社,2007)。

  (三)、2002年6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刘家琛在重庆召开的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刑法第205条虽然没有规定目的犯的要件,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规定在危害税收征管罪中,根据立法原意,应当具备偷骗税款的目的。

  (四)最高人民法院专家法官著述与主流观点认为行为人主观上不以偷逃、骗取税款为目的,客观上也不会造成国家税款流失,不应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论处。

  最高人民法院专家法官高憬宏、杨万明主编的《基层人民法院法官培训教材(实务卷·刑事审判篇)》(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214一215页)阐述:

  实践中,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的情况较为复杂,取证比较困难,需要仔细甄别、准确认定。一般说来,对于为虚增营业额、扩大销售收入或者制造企业虚假繁荣,相互对开或循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行为,由于行为人主观上不以偷逃、骗取税款为目的,客观上也不会造成国家税款流失,不应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论处。无实际生产经营的行为人既为他人虚开销项发票,又让他人为自己虚开进项发票,应当按其中虚开数额较大的一项计算其虚开的数额,按销项受票人已经实际向税务机关抵扣的数额,并扣除行为人已向国家激纳的税款和退赔的款项,认定其给国家造成损失的数额。

  (五)最高人民法院牛克乾法官撰文《虚开增值税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犯罪法律适用的若干问题》认为对于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可适用目的性限缩的解释方法,不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论处。

  牛克乾法官撰写的刊发在《刑事审判参考》(第49集,139-140页,法律出版社,2006)的文章《虚开增值税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犯罪法律适用的若干问题》,文章认为:对于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可适用目的性限缩的解释方法,不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论处。所谓目的性限缩的解释方法,是基于规范意旨的考虑,依法律规范调整的目的或其意义脉络,将依法律条文已被涵盖的案型排除在原系争适用的规范外。刑法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规定为犯罪,主要是为了惩治那些为自己或为他人偷逃、骗取国家税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因此,对于确有证据证实行为人主观上不具有偷、骗税目的,客观上也不会造成国家税款流失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不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论处。

  (六)、2000年12月28日上海高级法院第二次刑庭庭长会议,最终作出了《关于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该意见对虚开增值税发票罪的认定要求行为人在主观上必须有骗取增值税的目的。

  该《意见》明确:“认定本罪,还必须查明或证实虚开行为在实质上具有偷逃国家税款的实际危害性或者造成该种危害的现实可能性……

如果缺少这一实质特征(即虚开以后如实申报缴税),则意味着行为人在主观上并没有通过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手段达到偷逃国家税款的非法目的,客观上也没有实际侵害国家的税收征管制度。因为主观和客观要件均有欠缺,故单纯具有形式上的虚开行为,不能认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该意见同时还对几种不宜认定为虚开增值税发票罪的行为进行了列举,这几种行为均属主观上没有骗取增值税的目的的情形,因此,可以肯定的是上海市的各级法院均认为虚开增值税发票罪主观上必须有骗取增值税的目的和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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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2004年11月24日至27日最高人民法院在苏州市召开的全国部分法院经济犯罪案件审判工作座谈会上倾向性意见认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人主观上不具有偷、骗税目的,客观上也不会造成国家税款流失的虚开行为不应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论处。

  从会议讨论得最为热烈的关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定罪标准问题上,其一是关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客体问题。倾向性观点认为,该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一是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秩序,二是国家税收征管制度,二者缺一不可。其中,根据刑法第三章第六节的规定,国家税收征管制度应当属于主要客体。因此,如果虚开行为仅仅破坏了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秩序,但未实际危及国家正常的税收活动,只能属于一般的行政违法行为。其二是关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性质问题。主流观点认为行为人主观上不具有偷、骗税目的,客观上也不会造成国家税款流失的虚开行为不应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论处。因此,持上述观点的论者认为,对于实践中下列几种虚开行为,一般不宜认定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1)为虚增营业额、扩大销售收入或者制造虚假繁荣,相互对开或环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2)在货物销售过程中,一般纳税人为夸大销售业绩,虚增货物的销售环节,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和销项增值税专用发票,但依法缴纳增值税并未造成国家税款损失的行为;(3)为夸大企业经济实力,通过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增企业的固定资产、但并未利用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国家税款亦未受到损失的行为。

  (八)从我国刑法的立法体系上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规定于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六节“危害税收征管罪”这一类罪,通过体系解释的解释方法得知该罪侵犯的客体是双重客体,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并列上看,后者是目的犯,那并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亦应为目的犯。

  《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六节“危害税收征管罪”共十二个罪名。其中偷税罪、抗税罪、逃避追缴税款罪、骗取出口退税罪侵犯的直接客体是国家的税收征管制度。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等后七个罪名侵犯的直接客体主要是国家的发票管理制度。而虚开增值税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作为一个承前启后的罪名,其侵犯的客体是双重客体,一是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其他可以用于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的管理秩序,二是国家税收征管制度,国家税收征管制度是该罪的主要客体。因此,如果虚开行为仅仅破坏了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秩序,但并未实际危及国家正常的税收活动,只能属于一般的行政违法行为。另外,从刑法第二百零五条本身的规定来看,该条规定了两个罪名,一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二是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后一罪名带有明显的骗取税款的目的,是目的犯。刑法将这两个罪名规定在二百零五条的同一款中,虽然未明确规定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为目的犯,基于并列的关系,本辩护人认为也可以认为虚开增值税要票属于目的犯。再者,从虚开增值税发票的最高刑期为死刑的规定上看,刑罚如此之重不是因为形式上的虚开行为就可以造成极大的社会危害性,足以判处死刑,而是因为行为人通过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造成国家税收的损失,刑法是基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性予以评价,才处予极刑,因此,该罪构成的关键点还是因为税款被非法占有的问题。从这点上看,偷骗税款的目的应当作为该罪成立的必要条件。

  综上,以上列举的《刑事审判参考》判例、《意见》及陈兴良教授、张明楷教授的文章、最高人民法院资深法官、原副院长都在不断的重复这样的一个观点:虚开增值税发票罪须以行为人主观上必须要有骗取国家增值税的目的,如未造成国家税收损失的,不构成此罪。人民法院都以追求统一尺度评价刑事犯罪,以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最高法院定期的公布一些疑难、典型案例的目的,各个地方的高级法院出台的一些“内部意见”、“会议纪要”无非就是追求实现刑法的统一评价,特别是最高法公布的典型案例对指导各地法院审判工作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因此,本辩护律师认为,行为人主观上不具有偷、骗税目的,客观上也不会造成国家税款流失的虚开行为不应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论处的处理意见应成为各地法院审理此类案件参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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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被告人黄某某虽然有虚开发票行为,但不具有非法占有税款之意图,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从被告人黄某某向云南省昆明制药厂金X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X得公司”)开具的3张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向云南省白药集团文山七X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七X公司”)开具的2张增值税专用发票来看,可以确定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李X全与金XX公司、七X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经营活动。李X全找黄某某代上述两家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黄某某是基于李X全与上述两家公司存在真实的交易下才开具。这是一种如实代kai的行为。黄某某为他人如实代kai发票,这只是违反了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独立使用原则,尽管对于黄某某所在公司而言没有实际经营活动,但取得发票者(金X得公司、七X公司)毕竟存在实际的经营活动,这种代kai是“实开”,有别于“虚开”。

“虚开”系指内容虚假,“代kai”系指形式虚假。如果代kai的发票内容本身也虚假,例如根本没有实际经营活动,虚构货物销售额和税额等内容开具发票,以及存在实际经营活动但开具与实际经营活动涉及金额(金额是关键,因发票金额直接影响到税款的多少)不符的发票两种情况,对代kai者和要求他人代kai者可以认定为犯罪,此情形是符合最高人民法院答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为他人代kai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答复》提到的“对为他人代kai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决定》第一条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构成犯罪的情形。但是,本案的事实是,黄某某代kai的发票有实际经营活动相对应,从总体上考察,发票的开具是“实开”而非“虚开”。尽管代kai的目录产品与数量与实际交易的产品与数量不一致,也就是交易的是“三七皂苷”,而发票体现出来的是“三七剪口”,但是对于发票的金额是据实开具的,只是将实际交易的“三七皂苷”数量折算出“三七剪口”的数量(因为“三七皂苷”是“三七剪口”初提取物,可以折算),但交易的货款总金额保持不变。而对于国家税收而言主要是根据交易金额大小征收税款的,交易金额的大小将影响国家税收的多少。而本案中,交易金额大小是如实开具,品名与数量虽然与实际交易不符,但由于交易金额大小与实际交易相符,最终没有造成国家税款征收的减少,从这点上看,代kai并非“虚开”,而是“实开”,是存在真实的经营活动,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为他人代kai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答复》中提到的代kai构成犯罪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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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存在真实的经营活动,黄某某所在公司也是根据李X全与金X得公司、七X公司的真实交易额开具金额相符的发票,黄某某所在公司在李X全给予的所谓的“开票费”均不足以缴纳税款的情况下,黄某某所在公司均已按开具增值税发票额向国家缴纳相应税款,对于国家税收来说,没有也不可能造成税收损失。那么,对于受票的金X得公司、七X公司来说是否逃避了税款的征收,造成国家税收的损失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四条规定:除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外,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以下简称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应纳税额为当期销项税额抵扣当期进项税额后的余额。应纳税额计算公式:应纳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进项税额是指纳税人购进货物或应税劳务所支付或者承担的增值税税额。根据税法规定,准予从销项税额当中抵扣的进项税额限于下列增值税扣税凭证上注明的增值税税款和按规定的扣除率计算的进项税额。受票的金X得公司、七X公司在购进“三七皂苷”而支付货款时,货款中已包含了应承担的增值税税额,而事实上黄某某所在的公司也已经将票面税款上缴税局,受票公司将所取得的增值税发票上的税款申报抵扣税款认证,即用于抵扣销项税额符合税法规定,金X得公司、七X公司不因此少交一分税款,国家并未因此损失一分税款。因此,对于金X得公司、七X公司而言并未逃避国家税款的征收,国家税收也未造成损失,金X得公司、七X公司更不可能具有非法占有税款为目的主观意图,而且这种可能性也不会存在,被告人黄某某的行为不具有社会危险性,因此被告人黄某某不应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如果以代kai行为违反行政法律为由而从形式上一律评价其为刑事违法犯罪行为,必然偏离刑事立法设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宗旨。

综上,本辩护人认为,被告人黄某某在客观上虽然有为他人代kai增值税发票的行为,但其并没有非法占有税款的目的,事实上也不存在占有税款的可能,因此,被告人黄某某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以上辩护意见,供合议庭断案参考,并希望得到合议庭及参与本案决断的法律人的指导。如有共鸣,请酌采纳。

律师简介:李铁祥律师:宜昌前检察官,湖北民基律师事务所刑事部主任。从事法律工作20多年,深刻了解公检法办案流程职业思维价值取向,以尽心尽职尽责为办案风格,专攻各地刑事案件辩护,咨询手机:18986830158。业务QQ:842317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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