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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告官:“立”“管”双轮驱动 三方合力解纷

三月 31st, 2020  |  澳门新葡亰赌995577

澳门新葡亰赌995577 ,甘肃高院发布行政审判十大典型案例来源:人民法院报发布时间:2018-12-02
19:38:12字号:小大打印本页
近日,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全省法院行政审判十大典型案例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开发布全省法院涉及知识产权、环境保护、土地登记、房屋征收、治安处罚、公益诉讼共6个行政管理领域的十大典型案例。
据悉,近年来,甘肃省各级法院积极应对行政审判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依法受理和审理各类行政案件,在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服务甘肃经济社会发展、推动法治甘肃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新行政诉讼法实施过程中,针对个别当事人滥用诉权现象,全省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保护和规范当事人依法行使行政诉权的若干意见》,进一步加强诉讼诚信建设,规范行使诉权行为,对虚假诉讼、恶意诉讼、无理缠诉等滥用诉权行为,依法加大惩治力度。对恶意诉讼、滥用诉权问题开展调研,指导全省规制滥用诉权工作。通过加强裁判文书说理,依法规制“滥诉”行为,祛除干扰司法秩序的杂音,保证现有司法资源得到合理运用。
发布会还介绍,近年来,甘肃全省法院行政审判认真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工作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应诉若干问题的通知》《甘肃省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若干规定》,对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社会关注度高或者可能引发群体事件等案件以及有利于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案件,依法向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发出出庭应诉通知书,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成为一种常态,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逐年上升,2017年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达54.84%。通过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促使行政机关主动分析研判涉诉案件存在的问题,根据司法建议积极整改落实,从而在提高依行政水平、助力法治政府建设方面起到了推动作用。

近日,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全省法院行政审判十大典型案例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开发布全省法院涉及知识产权、环境保护、土地登记、房屋征收、治安处罚、公益诉讼共6个行政管理领域的十大典型案例。
据悉,近年来,甘肃省各级法院积极应对行政审判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依法受理和审理各类行政案件,在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服务甘肃经济社会发展、推动法治甘肃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新行政诉讼法实施过程中,针对个别当事人滥用诉权现象,全省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保护和规范当事人依法行使行政诉权的若干意见》,进一步加强诉讼诚信建设,规范行使诉权行为,对虚假诉讼、恶意诉讼、无理缠诉等滥用诉权行为,依法加大惩治力度。对恶意诉讼、滥用诉权问题开展调研,指导全省规制滥用诉权工作。通过加强裁判文书说理,依法规制“滥诉”行为,祛除干扰司法秩序的杂音,保证现有司法资源得到合理运用。
发布会还介绍,近年来,甘肃全省法院行政审判认真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工作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应诉若干问题的通知》《甘肃省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若干规定》,对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社会关注度高或者可能引发群体事件等案件以及有利于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案件,依法向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发出出庭应诉通知书,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成为一种常态,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逐年上升,2017年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达54.84%。通过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促使行政机关主动分析研判涉诉案件存在的问题,根据司法建议积极整改落实,从而在提高依行政水平、助力法治政府建设方面起到了推动作用。

11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报告行政审判工作,全景展示了五年来我国行政诉讼的发展轨迹。报告内容翔实,有情况、有问题、有分析、有对策,信息量巨大。
而对于行政审判的种种难状,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分组审议报告时说:行政机关负责人不出庭、出庭不出声、败诉不接受,老百姓不敢告、不愿告、不会告,打官司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
王喜斌委员认为,行政审判原、被告关系复杂、成分多元、利益交叉,社会影响大,是综合施策的一项工作,不单单是行政审判的问题,需要法院、政府、社会合力化解纠纷。
■立案、管辖改革: 既须收得进又要办得出
自1990年首部行政诉讼法将“民可告官”的理念昭告天下算起,司法机关的行政诉讼之路已走过了25年的历程。这期间,一个“难”字如影相伴。作为一方当事人的政府,因切身利益所在有干预审判的冲动,作为弱势群体一方的百姓,总是希望自身利益最大化,以致于有些人甚至质疑法院受制于“强政府弱司法”的体制是否能够做到独立裁判。
2015年5月1日对我国的行政诉讼来说,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时间节点。
在这一天,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正式实施,将立案审查制改为立案登记制,并以列举方式规定,对限制人身自由、房屋土地征收补偿、滥用行政权力等12种情形起诉的,法院应当受理。这一规定把依法立案上升为法律原则,实质上降低了行政诉讼立案的门槛,让广大老百姓受益。今年5月,全国法院受理2.6万件行政案件,同比上升221%。
针对行政案件立案“老大难”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早在2009年就曾专门出台意见,支持和保障老百姓依法理性表达利益诉求。要求地方法院采取措施清理限制和剥夺当事人诉权的“土政策”,严禁以任何理由随意限缩受案范围、违法增设受理条件,决不能让群众“求告无门”。以往的实践中,有些法院为了回避矛盾,对行政案件“不收材料、不立案、不出裁定”,最高人民法院为此出台司法解释,准许当事人直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诉或起诉。
“这些具体规定就是为了想尽办法打开立案大门,规范立案工作,切实保护当事人的诉权。”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副庭长李广宇说。
多年的不懈努力在今年获得强力支持。4月1日,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了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与修订后的行政诉讼法同日实施。中央政策和国家法律双管齐下,行政诉讼立案难题正在逐渐化解。
陈光国委员说,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行政案件的受理数量大幅增加,受理渠道比较畅通,效果非常明显。“现在很少听到有关立案难的反映,可以说,行政案件立案难成为历史。今后可以集中力量解决审理难的问题了。”
立案登记改革解决了起诉的问题,管辖权改革则瞄准了审理。只有双轮驱动,才能让行政纠纷既立得起来,又办得出去。
2013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管辖制度,决定先行在部分法院开展试点。此后,一场管辖权改革在东中西部法院悄然推进。试点法院沿着“集中”和“异地”的实践路径,或提级,或指定,或相对集中,或完全异地,努力打破当地政府对司法审判的不当干预。两年来,试点效果令人振奋,不但行政审判的质效大幅提高,地方政府部门也积极配合。
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在深圳和沈阳成立第一和第二巡回法庭,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上海、北京分别依托当地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先后成立了跨行政区划法院。2013年开始实施相对集中管辖的甘肃省,全省六市所辖的十个集中管辖试点法院两年共受理行政案件780件,同比上升203%,审结的一审案件,原告胜诉率超过18%;案件上诉率为22%,与两年前相比下降了19%。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通过“结对”和“推磨”方式对各个中级法院确定异地管辖分工,今年4月,实现了对基层法院管辖的所有案件全部异地管辖。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雷于蓝认为,通过集中管辖、提级管辖和异地审理的方式提高了行政审判抗干扰的能力,有效防止和排除了各种非法干预,为法院依法独立公正审理行政案件提供了制度保障。
■民告官 不再告官不见官
一直以来,老百姓告官不见官是行政诉讼的常态。原本双方当事人据理力争的庭审,变成老百姓自说自话的独角戏,居中裁判的法官陷入尴尬境地。一份来自全国人大内司委的报告显示,贵州全省一审行政案件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不足1%,内蒙古法院在2013年审理近2000件行政案件,行政首长出庭的只有8人次。
如何提高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让百姓告官能见官?郑功成委员建议,应把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和提高判决执行力作为一种政治纪律来约束。一方面可以带动形成好的社会风尚,另一方面可以督促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决定时更加谨慎,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优先位置来考虑。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安东建议,国务院可研究出台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意见,对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作出明确规定,不能出庭应当向法院书面说明理由,无正当理由又拒不到庭的应有处理措施,并将出庭应诉纳入行政机关负责人的考核。
邓昌友委员认为,出庭应诉率的高低和依法行政水平有直接关系,是由当地的法治大环境决定的。“据我了解,南方一些省区依法行政的水平较高,政府负责人出庭人数比较多,在某些市区已经成为常态,而且应诉能力也在不断提升。”
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不断推进,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区域法治水平的重要指标。尤其是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后,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不再仅具象征意义,而成为一种法定的义务和责任。
对此,上海市政府“先知先觉”,在2014年初出台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和旁听审理的指导意见,较早在省级层面对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进行了规范。
其实,观念的改变、认识的提高离不开司法的努力。2010年起,上海即实现了行政审判白皮书在市、区县两级政府的全覆盖。全市两级法院通过发布白皮书,通报行政机关涉诉情况,分析败诉原因,提出依法行政的建议,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实现司法和行政的良性互动,行政首长主动出庭应诉水到渠成。
对于每起行政案件,上海法院抓好“庭前建议”“庭审直播”“庭后通报”三个环节,最大程度扩大负责人出庭的正面效应。2014年,上海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达454人次,有效推动了行政纠纷的实质性解决和依法行政水平。
■信任行政诉讼 理性表达诉求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讨论报告时,“滥诉”一词出现的频率颇高,恶意诉讼、滥用诉权的现象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反映到行政诉讼质效指标中,就是申诉信访率高。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当事人权益没有得到充分保护,另一方面原因则来自当事人的非理性诉求。
相关数据显示,近几年来,大量行政案件集中在房屋拆迁和土地征收补偿、工伤认定等领域,都与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从当事人的角度一般都希望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受前几年“大信访”观念的误导,有些当事人认为只要上访闹诉缠访,就能获得不正当利益或额外补偿。加上过去处理这些上访案件的政策误导,“花钱买平安”的错误做法客观上纵容和诱导了在案件判决后仍不断上访和申诉。
恶意诉讼和滥用诉权浪费司法资源,违背公序良俗,破坏了和谐理性的社会氛围。
针对滥诉行为,范徐丽泰委员提供了三个办法:第一个办法,罚当事人付庭费。香港法院有权判原告人负责庭费,或者再进一步判他付对方的律师费。这样一来,原告不会胡乱起诉。如果当事人没有能力付这个费用,他就要做社会服务,以工代费。“换句话说,滥用法庭的程序,必须付出代价”;第二个办法,审判过程全部公开,法官在庭上就可以指出当事人的不当;第三个办法,将整个案件案情放上公开的信息平台,让想提出行政诉讼的人了解情况和看看先例。
董中原委员建议,应抓紧出台相应的制度措施,加大对恶意诉讼、滥用诉权、缠诉缠访行为的惩处力度,营造良好的行政诉讼环境。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杨伟东认为,当事人滥用诉权的现象表明,我国的行政诉讼尚没有得到应有的信任。信任行政诉讼,首要的是相信法律,对遇到的问题和争议愿意以规则加以解决。具体化为信任法院,愿意把行政争议提交给法院解决。“要实现这一点,需要不断向社会和公众传递积极的信号,给予正向刺激,才能逐步促进社会观念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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